Sunday, February 15, 2015

冰桶巨額善款添苦惱

會長:3000萬會搞散肌健會
冰桶巨額善款添苦惱


【明報專訊】2014年,一個冰桶為服務神經肌肉疾病患者的香港肌健協會籌得逾3000萬元。手執巨款,會長劉偉明卻說是苦惱,因如何使用捐款,人人也有意見、有期望,「但我不是黃大仙。我說過,這批錢會搞散協會」。半年過去,冰桶話題不再,大眾目光不再聚焦協會,劉說不怕打回原形,「熱潮一定會冷卻,當年我們拿着3000元起家,我們本身就是這樣,有何問題呢?」

明報記者 鄭佩珊

成立委員會 邀議員律師監督

去年冰桶熱潮席捲全球,香港肌健協會在8月至10月獲得約4萬多項共逾3000萬元捐款。協會特別成立「冰桶計劃監督委員會」,邀請議員、律師及醫生等監察善款運用,劉偉明笑着解釋:「包括我自己也是受眾,我們運用這筆錢會否不夠客觀呢?3000萬喎,我連自己也信不過。」

結果委員之一、香港復康會總裁伍杏修去年底在雜誌專欄撰文,說聽聞有人對「橫財」充滿憧憬,還提出協會要像財爺一樣按人頭派錢,他以「毋忘初衷」為題告誡會友。問及情况,劉偉明變了「事後孔明」,「我早說過,這批錢會搞散協會」。他說,如何運用善款,會員意見紛紜,有人着重補貼生活開支,也有人希望支援醫療津貼。「協會要走到哪一步,我們要劃一條線。如果我想讀個碩士、博士,能否也申請款項?」

聞會員盼派錢 委員撰文告誡「毋忘初衷」

做生不如做熟,協會決定採用過去的資助模式,將款項主要津貼患者購買呼吸機、電動輪椅及聘請傭人之用。劉偉明表示,初步已通過100萬元過渡計劃,現已撥款28萬元資助8個家庭,平均資助額約三四萬元,未來兩個財政年度會分別撥款300萬元作同類型津貼。資助金額上限9萬元,採實報實銷,計劃的資產審查以政府撒瑪利亞基金為藍本,相對較寬鬆。劉說,因明白津貼牽涉病人生死抉擇問題,內部指引規定須於一個月內完行政手續。另外,協會計劃資助患者參與經醫生審批的試驗性治療,津貼上限為25萬元,每年最多資助3人。

置業費高昂 會址仍「寄人籬下」

協會會址位於橫頭磡邨,免租借用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的辦公室,旁人看來3000萬元帶來設置會址的契機,但自置辦事處費用高昂,協會早已打消念頭。劉偉明多年來一直希望租用房署等社福用途單位,最近到元朗朗屏邨視察空置單位,但該屋邨辦事處職員卻「提醒」,因協會會員用輪椅,會與居民「爭𨋢」,或引起地區反對,租借暫未有進展。早前為應付捐款急增,協會特意增聘一名活動助理,但借用的辦公室沒足夠空間,劉說職員沒特定工作位置,每日也要「走鬼」到有空位的地方工作。

無懼熱潮冷卻 望大眾真正了解

冰桶變金桶,劉偉明預計協會每年平均開支由過往約150萬,急增至約470至500萬,逾3000萬元捐款足夠6年左右的經費。金錢以外,熱潮還帶來知名度,過去四出邀請他人合作的協會,早前獲電影《愛的方程式》及《解凍人生》邀請參與慈善首映,但劉偉明都婉拒,因協會處理捐款已忙得不可開交,「我怕太進取會讓人『搶錢』的感覺」。低調半年,協會下月29日會在馬鞍山舉行步行籌款,活動在一年前已籌備,他說焦點不在籌錢,「有人說冰桶挑戰是玩、是柴娃娃,不了解我們,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來真正認識這一批患者」。

身體日差咳血
肩負會務未言退


【明報專訊】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劉偉明即將步入53歲,自稱是患者中的「人瑞」,他原定去年底接受訪問,但突然不適,一直延至近日。他說,當時久咳未癒,咳出如「車厘子」般大小的血塊,急急入院治理,但仍未找到病因,下月需要接受電腦掃描查看是否有癌細胞。「每入一次醫院,身體機能也會退步一點點,冬天情况又會差一點。」劉偉明說。

接班人未定 勸年輕理事讀書拍拖

劉明偉現時穿一雙襪子大約要花5分鐘。若要外出,他會預先吞下醫生處方的「肚痛藥」,預防在外要上洗手間,因坊間傷殘人士洗手間設備參差,他未能自行如廁。藥物的心理效用大於一切,劉偉明試過因為肚痛,要花40分鐘由樂富會址急急「駕駛」電動輪椅回到土瓜灣的家。他不時自嘲個性孤僻,不喜出外交際,與這個問題也不無關係,「若面對訪問等事情,狀態不好才會頂硬上,但朋友間風花雪月就不會去了,真的會影響社交生活」。

長期病患令他的身體機能日差,劉偉明執掌會長之位多年,協會內部曾討論應否找年輕理事當接班人,他以朋友身分勸說:「趁他們仍有活力,是否應該發展個人的事?例如去讀書、拍拖。我們的體能有限,不能兼顧太多。」但接班人問題仍然未解決,劉偉明說,病人組織以患者為中心,病人會離去,一般會經歷起伏,是自然的階段,他說笑,只是因為「無事做」才留在協會繼續義務工作。「會員擔心我死,協會點算?但你總不會要求有第二個劉偉明出現。」劉偉明說。

空間革命——朱濤談佔領運動的空間政治

文/ 區樂融 崔誦恩
編/ 袁源隆 羅銳潛

朱濤是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任教建築及關於空間政治的Common Core課程。他在大專界發起罷課的期間,到過立法會討論區講授「在地上行走的權力」。學苑記者當時有幸在場,聽到其指出是公民重奪了街道的使用權,令人印象深刻。

雨傘運動已經結束,長達七十九日的佔領運動,波及旺角、銅鑼灣、金鐘。人們難以忘記三個佔領空間的美好印象。旺角佔領區處於繁忙喧鬧的彌敦道,區內抗爭者的守望相助卻洋溢深厚的人情味;熙來攘往的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外的,有一個小社區,以海報標語作城牆,不少行人於此駐足欣賞;金鐘「夏愨村」更百花齊放:讓莘莘學子邊抗爭邊讀書的自修室、寫滿港人訴求的連儂牆、數之不盡的裝置藝術、連綿不斷的帳篷,使金鐘佔領區儼如一個文化藝術烏托邦,擴闊了港人對空間的想像。就此,學苑訪問了朱濤,探討香港的空間問題,分析雨傘運動中及結束後的空間政治,摸索我城空間的可能性。

香港城市空間的好處

香港四周都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壓得人像生活在隙縫裡,朱濤認為這種城市空間雖然居住起來不太舒服,但這是香港空間本來的好處:「緊湊(Compact)的發展模式能節省大量土地資源,利於交通,也利於交流。」香港的交通體系效率之高,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人與郊野的距離能維持在二十分鐘的路程之內,讓人能同時享受高密度的便利及休閒的郊野空間。

九二六學生衝入公民廣場、九二八警方發放催淚彈後,人們可以透過社交網站迅速動員,聚集公眾力量到金鐘支援雨傘運動,也得力於香港城市空間的緊湊。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言:只有人們居住在一起,才可以形成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Power);也只有人居住得夠接近,才可以保存行動的潛力(The potentialities of action)。「當一個專制者想阻擋人的交流時,就會像北朝鮮(北韓)一樣,把大家散落,不但在通訊,還在空間上,散落在郊野,不讓大家一起幹任何事情,動員起來也很難。」

香港街道的生機

二十世紀許多人開始反思城市的規劃模式,解決工業革命帶來的衛生、疾病傳染、污染等問題。有的提出「反城市主義」,以「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彌補城市的缺陷;有的提出以現代主義取而代之,積極發展高樓,就如新界新市鎮。朱濤認為以上方法皆失敗,因為會令行人失去地面,城市失去應有的密度,社區不再人性化。就如美國作家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寫到,「反城市」傾向令二十世紀所有新規劃嘗試都失敗告終,因為「反城市」意味違反人性。

朱濤指出,「街道越交叉頻繁,越能保證街道的生機」,他以傳統歐洲式的高密度混合性的再度興起作解釋,如曼哈頓便嚴格控制「街區」(Street Blocks)尺寸,街上的陌生人較容易相遇,有利人與人之間的交往。80年代以前的香港社區,就是以類似歐洲式街道的細密「街區」形式發展,小商舖在街道兩邊經營,高樓亦能提供人流參與城市生活,保證了社會治安。街道上的夜生活也較豐富,凌晨都有便利店、大排檔,大家一起照料街道。現時油尖旺及中環蘇豪區仍保留細密的歐洲式街道。

香港是個大商場

然而,近三十年的香港,大型商場湧現,行車交通佔據街道,密集的天橋幾乎擋住了天空,我們走在地面上的權力正一點一滴的被削去。

朱濤說,80年代以後,政府在填海新區的城市規劃中,開始放棄街道,規劃部門不再把地劃成一小塊,而是把一大塊地批給一個大開發商;為追求利潤,大開發商以巨型結構(Megastructure)的商場為藍本,佔滿整塊地,空間全被私有化。朱濤以九龍圓方商場為例,商場的中心兩百米以外沒有任何公共街道,圍繞圓方的地面街道全是車庫出入口、排煙機口、走火通道;九龍站上蓋一律建造豪宅,更是增加了一般人對空間的距離感。

當然,發展商會遵從法例,在不高於地面十五米修建平台作空中花園,這些所謂「還給城市的公共空間」既不便利,而且公眾大多不知道其存在,所以是排他的。有次朱濤上了IFC商場的平台,發現酒吧都把傢俱放在室外的公共空間,朱濤坐下不久即被侍應趕走。「這些空間即使法律上屬於公共的,實際上卻是私有的。」

有學者反指,天橋連接商場與其他空間,人可以不斷地走。朱濤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公共空間一定要free。第一個解釋,是免費,Starbucks不是free,酒吧也要order;第二個解釋,是政治上的自由,可以聚會、表達政治訴求。哪一個商場裏面可以做一個政治的抗議呢?」一個沒有地面的城市是不可能有公共空間的。

交通至上的規劃 政治與商業扼殺空間

另一方面,政府規劃城市時一直以車行主導地面,交通至上。原來在地上的步行者或壓到隧道,或搬上天橋,令香港公共空間甚少。朱濤說梁振英初上任便大灑金錢於增修行人天橋、隧道、升降機等,「這其實很諷刺,他花了很多錢『幫助步行者』,但最後他是幫助步行者升到空中過天橋。」行人在地面上依舊被排擠,延續「人車立體分流」的舊有交通規劃。

香港車多地少,交通至上不就能解決擠塞問題?朱濤解釋,香港交通問題的癥結在於道路少,所以其每公里的行車密度是世界最高之一,令城市的交通應變能力低、空氣污染、步行空間減少。他建議政府應遏制私家車數量,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在佔領的時候有人投訴到政總上班不方便,可是我們應該反過來問,政府本來就應該帶頭坐地鐵啊!」

什麼力量扼殺公共空間?朱濤認為,一是政治權力,二是商業開發。政治權利成為了商業開發的手段,城市法規縱容了「商業黨」、「地產黨」的出現。「現在要促使規劃部門緊急煞車,停止這樣的規劃模式,要把地塊劃得很小!」新如填海區的IFC和圓方,舊如老區觀塘,都在再分區規劃(Rezoning)的魔爪下無一倖免,失去街道。

各佔領區的空間政治

雨傘運動下,三個佔領區為香港創造了新的空間想像。朱濤詳細講述他對三地的觀察。銅鑼灣佔領區就像紐約的時代廣場——密集、人流高,是典型的商業社區的交匯處,城市空間的交匯點。雖然地方小,但能感受到來自四方八面的能量。

至於旺角,街巷靈活多變,方塊街區本身有規則,居住密度高,地方文化強,傳統而草根。佔領時創造了臨時關公廟,屢見行俠仗義之舉,展現文化生機。朱濤指出,旺角街道人很多,本有夜生活,不過道路被過度規劃,夜生活因而慢慢消失。佔領運動帶回社區的傳統,人在社區互相支持,可隨便在路邊聊天吃飯,甚至打邊爐。

金鐘夏愨道是最不可能出現的佔領區。金鐘軍政商齊集(解放軍總部、政府總部、商業區),且交通至上,既沒情感,亦欠文化,跟城市生活毫無關係,沒想到可以佔領。朱濤談到金鐘佔領區給他最大的啟發:「城市的好壞,最重要的不是設計,而在於人的發揮,能不能允許人參與和創造。最重要的是practice⋯⋯無論多麼糟糕、多麼失敗的設計,人都可以修補,建立新社區。與其花那麼多錢建歌劇院,打造西九,倒不如讓市民自由地創造;哪怕不規劃,由市民創造,比官方規劃起來,更持續不斷。」

佔領運動的空間意義

衝擊違反了空間的法律,但朱濤認為法律需要改變,因缺乏保障開放空間(Open space)的意義。香港只容得下消極活動(Passive activity),有些公共空間甚至不能停留太久,只允許很小的示威空間。衝擊立法會和公民廣場,是以戲劇化的儀式表達訴求。法律沒有合法的途徑,例如不能像倫敦的海德公園在市區演講。又譬如立法會門外有示威空間,但立法會議員可以從另一條路進出,無法看見人民的訴求。政府通過規範,驅散政治訴求的力量。「學民思潮從國民教育集會開始,便表達需要公民廣場的訴求,但政府能夠回應這個訴求嗎?還是立起欄杆?這考驗到政府執政智慧——很顯然大家很需要公民廣場⋯⋯政府將來會不停的加欄杆嗎?這相當於一個監獄,對自己(政府)又有甚麼好處呢?」

朱濤認同霸佔馬路能有效表達空間政治的訴求,比說大道理更好。九二五學聯發起由添馬公園遊行到禮賓府,警察把人潮堵塞在海富中心,示威者要在商場裡、天橋上竄來竄去,非常滑稽。直到佔領者在馬路上走,才會發現中環大會堂跟金鐘原來這麼近;直到可以真正自由地步行,才會發現街道(Streets)的美,不再套用汽車邏輯,以為道路(Roads)只有起點和終點。街道強調的是體驗路上遇到的各種驚喜和發現。「在那麼短的佔領區一條路裡面,你來回走也不乏味,反而是空間、地面和人的交流最親密關係的手段。」

反佔中人士常以「阻街」、「多餘」、「影響生計」等指控雨傘運動,是否反映了香港人一直缺乏空間的想像?朱濤舉了一個例子,高峰時間的寶翠園巴士站對出的斑馬線,紅綠燈一閃,行人像老鼠慌忙逃走;紅綠燈再閃,車就駛過。行人的權利被放在第二位,人要走得很急,沒有尊嚴。這種破壞本可以引發無數抗議,只不過大家很麻木,認為這是應有的城市模式。誠然,佔領的確影響旺角佔領區一帶的生意,但佔領結束後,零售的生意就恢復正常。反而佔領打開的城市問題——路權的抗爭,卻沒有任何改變,街道狀態仍然惡劣。

佔領區也是藝術創作的載體,體現空間的無限可能和想像。朱濤說,「資源有限」這理由太強,導致城市裏太多「不能」:沙灘裏不能放風箏,公園裏不能踢球會傷到別人。結果所有人都是消極的;規範限制了人的交流和創造。「平時我們都變得很怯懦,走到那個地方,保安說:『不能坐』,爬上欄杆又會覺得不安全。政府希望打造創意之都,但市民的性格變成這樣子,就不可能有想像力啦,怎麼能有創意呢?」佔領區一旦形成,安全反而不成問題,因為大家會互相監察。

佔領區裏,有人在牆面上書寫、投影,甚至在連儂牆上用粉筆畫花,是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表達。現化主義的建築強調簡潔,多採白色牆身,不加修飾,完全沒有交流功能,朱濤以古代中國牆上的題壁作例,說明在雨傘運動中,市民在政總的石屎牆上貼海報、Memo紙等,令原本抽象的的牆可以重拾溝通作用。政府如何經營,也不及由下至上的生命力。

後雨傘運動的反思

雖然旺角、金鐘和銅鑼灣相繼被清場,抗爭卻變得靈活,不再限於佔領區內,而是融入了生活,以「鳩鳴」團和「報佳音」等形式接力,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穿插,與政權周旋對抗。朱濤對此提出了兩種解讀,首先是抗爭承繼了那種虛擬(Intangible)的價值,亦即是「我要真普選」的政治訴求;另一種則是通過逛街、集體撐傘表達對空間的訴求。

雖然雨傘運動把城市空間與政治的關係帶到公共討論層面,但朱濤擔心運動過後,激情一散,公共空間、公共藝術、交通規劃、路權等有價值的問題變得抽象,最後再次消失。「我覺得佔中開了很多問題,不應該一下子就收緊到一個單一議題『我要真普選』,需要大家把問題都列出來,共同推動,把問題打開。」

佔領揭示香港沒有公共空間

「政府給我們的空間是open space,不是public space。」朱濤認為,佔領馬路所揭示的是,香港沒有真正意義的公共空間。公園只不過是開放空間,供人消遣休閒。美國有研究指出,超過六成人在公園都是做靜態活動,我們甚少與在同一空間下的人交流。「Public space的意義是社會生活,to socialize,(人們)在市中心聚在一起。」在歐洲,以前廣場都是在教堂旁邊,是生活的中心,慢慢開始有戲院、市集,然後有市政廳,賦予廣場政治意義,廣場才能稱得上真正的公共空間。

朱濤指出香港需要鼓勵群眾參與、互動的公共空間,但政府另一邊卻在公民廣場的四周圍起鐵欄,政府若要選址,「公民廣場最好,現在公民廣場繼續叫公民廣場,人可以去演說、討論問題。」不過,現今香港,簡單如聚集、交請願信、作政治訴求的地方都欠奉。朱濤以平日的遊行作例子,由銅鑼灣步行至金鐘政總時,必須經過連接海富中心的天橋,這時候示威群眾就要一個一個跟著走,於是遊行就「肢解」了。政總外,都只有三個細小的示威區,附近一帶也不能聚集,這一大片地其實沒有起到公共空間的作用。

堅守專業知識分子的立場

談起雨傘運動之後我們該如何前進,朱濤提出:「學生已經做了很多,總體來說,公共知識分子、文化人、專家參與的不夠多,大家應該和公眾一起能形成一種力量,促使政府作出改變。」知識分子可以從根本上反思這城市的交通規範,成為社會力量的中介、代表人,而不是政府的附庸。他又說,「我們現在教育的學生,他們未來的目標是為政府、大機構工作,沒有人會想我可以變成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理解問題後去作批判性的抵制,我們應該在佔中後打開這思路。」

朱濤一方面強調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力量,另一方面深深體會到當中的矛盾,「我們做設計的是affirmative的動作,但公共知識識子最根本的力量是critical,要抵制、批判,這兩個東西有時候真的很難放在一起。」就例如在08年的四川大地震中,他批判當地的「豆腐渣工程」,同時又要為災後重建設計希望小學 ,如果他衝得太前,就無法處理後者的工作。雨傘運動中,朱濤雖然沒有衝在最前線,但仍然堅守專業知識分子的立場,在公民講堂講課、寫文章、參與思考。

城市的最大的力量就是人

無論是政治權利,抑或是行走地上、擁有公共空間的權力,我們都沒有透過運動從當權者和大資本家手中奪回。不過,朱濤再次談到「人的力量」,樂觀地總結這場運動:「(雨傘運動)讓我積極的理解到,一切都還來得及。」

朱濤原本以為,商場失控地侵吞公共空間,大片地面私有化等破壞實在難以逆轉,但他從雨傘運動中發覺,這只是因為人們的想像被自己習以為常的城市感觀封閉。如果看法越是悲觀,便會越來越覺得香港的空間無聊。「(香港空間的)活力其實不會死掉,只是要等機會展露出來。那你會發現,其實永遠都有改善的機會。」

佔領區展示的無限可能,讓朱濤找到新的方向:只要有一塊地,摒棄舊有管理,讓大家自由發揮,以往對地面所造成的破壞,便恰恰能夠透過人的實踐得以復原。他說:「最大的力量就是人。」

後記:朱濤看見了香港的痛苦

與其稱朱濤為知識分子,他更似抱擁著中國的文人情懷,心繫家國,一邊堅守著建築師的專業,一邊為他的家土默默付出。朱濤在訪問的最後真誠地談到自己對於香港的情感,由抽離變得歸屬,最後更看見了香港的痛苦。

朱濤自出生起便在不同地方飄泊,從來沒有安定下來。他在重慶讀大學,再待在紐約九年,後來想回中國,碰巧港大招老師,轉輾下便到了香港。他坦言自己對香港的情感一直比較抽離,當初把香港當作工具,方便為中國做設計,又保留一定批判性的距離,不會被中國內部的事物同化。他廣東話說得不好,始終關注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不過,在近年,朱濤對於香港的歸屬感愈來愈強烈,以此為家:「因為了解,了解多了以後就開始有情感。」他自覺有責任去了解他生活的地方,繼而去想自己可為這個地方做什麼。於是,他近年看了很多關於重慶大廈、九龍城寨的歷史,在9月大專罷課期間,更曾在公民講堂授課。後來的雨傘運動,讓朱濤進一步看懂了香港。

「佔中其實讓我根本上看到香港的痛苦,跟台灣是一樣的。」朱濤說,大陸對台灣是無知跟傲慢:「我們會說台灣和樂融融啊、人情味很好啊,台灣人肯定都聽煩了。」後來有一天,朱濤走進了二二八紀念館,理解到原來台灣裡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並非來自他想像中台灣人對於共產黨的厭惡,而是早在國民黨到台灣後,蔣介石命令屠殺台灣本地知識分子時就種下。台灣美麗背後的沉重歷史讓他恍然大悟, 「這個痛苦、傷疤沒有好,你透過看見它其樂融融背後的痛苦,去了解那個地方。」

「香港也是一樣的,殖民、移民的傳統、幾個強權之間的較量,這歷史是不簡單的。」朱濤凝重地說,當他了解到香港的痛苦,便開始感到真正屬於這地方。雨傘運動讓他看見了浮華城市背後的哀愁,也真正看見了香港。

Friday, February 06, 2015

Hong Kong start-ups embrace the sharing economy for a better future

Vanessa Yung SCMP Lifestyle (source)

PUBLISHED : Tuesday, 03 February, 2015, 6:05am
UPDATED : Thursday, 05 February, 2015, 11:36pm

When banker Ryan Jeon and his wife decided to take their two children on a holiday in Japan over Christmas, they discovered that the bags they had weren't enough to hold everyone's gear. But instead of buying new luggage, Jeon turned to the Rent-a-Suitcase service.

"I have suitcases for business, but family suitcases you don't really use that much," he says, adding that it's not worth buying a large suitcase for just two or three family trips a year.

Of course, the lack of space in Hong Kong doesn't help either.

Jeon came across Rent-a-Suitcase while browsing on the internet and, noticing that it used a brand which he was thinking of buying, figured this presented a good opportunity to take the bags on a road test.

After their experience, he's convinced. "It makes sense economically [to rent]," he says. "If you're comfortable with not owning stuff, it's great - there is less wastage."

That's music to Rachel Cheung Hiu-tung's ears. She founded Rent-a-Suitcase in August to offer short-term use of sturdy suitcases and lightweight, mountable cameras that can capture action videos as well as still images. Operating out of a small space in Causeway Bay, the service has proved quite popular with young and old alike.

"It's such a vicious cycle," Cheung says about buying cheap suitcases. "Because these are not durable, consumers wind up having to buy new ones while the old bags are thrown out, adding to the burden on landfills. Moreover, suitcases take up a lot of space, which most Hongkongers lack."

Rental of expensive hi-tech mountable cameras has also been a hit because most people only use them for a few days at a time on holiday.

Cheung's venture is among the latest to join the so-called "sharing economy" in Hong Kong. Also variously described as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or "asset-light lifestyle", it is built on the idea of providing access to resources rather than ownership.

This sector can be loose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re are the platforms based on sharing existing resources such as Airbnb (accommodation) and Uber (taxis). Other sites such as Jupyeah and Oh Yes It's Free are designed for swap or barter of used items. The third type involves sharing skills or services (outfits such as TaskRabbit) or capital (crowdfunding sites such as Fringebacker or Kickstarter).

Sophistica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at enables a seamless experience for both user and provider is a key factor in the growth of these ventures, some of which have had a disruptive effect on conventional businesses.

The success of local van-hailing platform GoGoVan, for example, has led to the closure of several call centres providing similar freight transport services.

GoGoVan co-founder Steven Lam Hoi-yuen says call centres, which relied on telephone operators to connect available van drivers with customers, could not compete with his start-up's mobile app, which was able to link them directly with people who needed freight moved.

"I foresee the sharing economy will be a norm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Lam says. "Imagine a building where the residents are informed of the whereabouts of a spanner which they use freely; nobody would need to own a toolbox at home any more. How good would that be?"

Of course, that means many manufacturers would have to come up with new business model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 in consumer behaviour, he adds.

Lam reckons Hong Kong lags behind the mainland in this area, however. "There are platforms [on the mainland] where you can get all sort of services - manicures, cleaning and anything under the sun - with the touch of a few buttons."

Bobo Rok of LuxTNT agrees. She set up the site offering rental of high-end designer bags, shoes and other accessories, partly in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fast" fashion.

The trend of chain retailers producing cheap, throwaway versions of runway looks for the mass market is unhealthy, Rok says. "It's really unethical to copy other people's design. It's a big source of pollution too - people throw out the outfits after only one season."

However, Rok believes people want to wear the best, which is how she set up her business to provide access to luxury goods and original design at more affordable prices, as opposed to fast fashion chains like Zara and Forever 21. "That way more people would be willing to try it rather than just buy one-off [cheap fashion]," she says.

Her base is in a shared working space in Kennedy Town run by The Hive, which also operates branches in Wan Chai and Sai Kung. The premises suit her in several ways.

"I can meet similar people who are [running new businesses] so we don't feel too lonely. Also, the rent is so much cheaper - there's no way I can rent anywhere else for the same price."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of these collaborative, co-working spaces is that they are not only about sharing physical environments, but also ideas and experiences. Innovation Lab, Cocoon, Wynd and Hong Kong Commons are among ventures that have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In particular, The Good Lab, a nonprofit working for social innovation, doesn't just promote the concept of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 it lives up to the spirit. Its co-working spaces in Cheung Sha Wan and Mong Kok serve as hub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spired by South Korea's Sharing City initiative, Good Lab's director Ada Wong Ying-kay believes a sharing economy can yield benefits that are social as much as commercial.

"For me, the sharing economy is not about Airbnb and Uber [attracting] big money. What is more crucial is that it enhances sustainability and mutual support within the community," she says.

"Hong Kong people are known for being big producers of waste and many do not realise the imminent problems relating to depletion of resources that w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face. It's time we consider the issue and do something about it before it's too late."

Like Wong at The Good Lab, local academics Terence Yuen Yiu-kai of Chinese University and Chow Sung-ming from Polytechic University are promoters of social innovati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Last year, the three published two Chinese-language books - Sharing Cities and Sharing Hong Kong -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global trend and possible directions that Hong Kong could take to better utilise valuable resources.

The books highlight local sharing initiatives that have improved people's lives, from the community kitchens of Food Angel to open-data platforms including news site Bastillepost and Green Map Hong Kong, a database of practical know-how on how to live green.

There's also Light Be, which matches owners of vacant flats with low-income families in need of housing.

To build on their books, the writers first organised Sharefest, a series of workshops and seminars at Polytechic University.

Later, they held a series of talks at The Good Lab that culminated with a "hackathon", where participants came up with ideas for new initiatives. Among the most promising is Space Buddies, an Airbnb-like model which seeks to connect people who have multipurpose spaces with others who need venues to hold meetings, parties or similar functions.

However, government support, which is crucial for a flourishing of the sharing economy in Hong Kong, has been minimal so far, Wong says. Without the right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xample, practical initiatives such as tool libraries and bike sharing schemes would not be possible.

Many public spaces could be utilised for hosting markets for creative products, Wong says, which can be a great way to improve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fight corporate monopoly. However, the authorities' grudging policies on the use of public space is hindering many community activities, she says.

"All the government wants now is to build some tiny flats to pacify [demand for housing]. But everyone needs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convenience brought about by the collaborative lifestyle can be a great way of enhancing it," Yuen says. "People who have heard what the sharing economy is capable of love the idea. All we need is more awareness and support to push the whole system forward."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rint edition as Share market

Sunday, February 01, 2015

拓展公共空間(HKPSI)

SmartCity要有Smart公園
蘋果日報 2015年02月01日

拓展公共空間(HKPSI)為創造一個理想的公共空間,將公園內平平無奇的椅子改裝,設計出有轆的座椅,讓市民可隨自己需要,移動椅子。團體冀望設計概念能打破政府對公園「家長式」的管理方針。
記者:葉瑞媚 攝影:馮就康

半年前開始,拓展公共空間於油麻地進行街訪及舉辦討論小組,綜合街坊意見後,設計出可移動的「轆轆凳」,令到公園的座椅可靈活多變,如組合成單座、連座、圍座等等。可移動座椅在本月初曾設於油麻地兩周,該團體收集巿民反應後,將提供給政府作參考。

拓展公共空間理事陳逸敏指政府許多時考慮到安全或保安問題,拒絕引入創新設計,扼殺了他們不少創意。「政府聽到便很害怕,會有意外,會有偷竊行為,引人犯罪。正正因為這樣,我們便做一個實驗,向它證明在兩個星期內,完全沒有一張椅子被破壞,亦沒有一張椅子被偷走,同時沒有任何意外。甚至有人吃完飯,抹桌後才走。」

公園並不屬於政府,亦不屬於康文署,市民大眾才是真正的擁有人及使用者,每人對理想公園也有不同的意見。曾參與有關公共空間工作坊的中學生Eric指,他每次經過某些地方,便會想想該處可作甚麼用途。「好像添馬公園,例如星期日我們可以躺在草地上,或是聽聽音樂。我覺得這才是香港真正擁有的公共空間。」而中學生Philip指香港的公園太多限制,若能減少限制會更好。

政府表示在九龍東試行「聰明城市」(Smart City),將興建一條貫通東西九龍的中九龍幹線,將油麻地的甘肅地、上海街及眾坊街的公園重建再起。若能由一張椅子開始做起,這個城市將有更大發展的潛能。

The Pocket Parks Collective

80後遊韓國 啟發口袋公園概念
放棄「錢途」 主張人生無限可能性

2015年01月28日 星期三 經濟日報網上版

新一代更重視公共議題,沒錯,80後的Maggie(連君婷)和Rachel(甄卉露),正是參加創不同(MaD,Make a Difference)青年創意活動而結緣。兩人眼見香港的公共空間,如公園等未獲重視,於是創立民間組織「The Pocket Parks Collective」,用力推動公共空間運用和人文交流。

人們可以在公共空間做喜歡的事,空間內可謂有無限可能性;兩人認為,「生活本該如此。」

Maggie自稱「傻人」。「由中學到大學,我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做甚麼。」她說自己有些英雄主義,想做些事情,令世界變得好一點:「我不會是投行老闆,卻又覺得賺大錢好像很成功。能否將兩者結合?」Maggie做過全球化研究、紀錄片製作及NPO(非牟利組織),後來透過旅行、閱讀,加上修讀人類學哲學碩士,讓她明白到:世界有無限可能性。

尖子不願跟主流 當醫生律師

她很慶幸自己遇上同道中人Rachel,跟她一起做一些「與別不同」的事。Rachel是高材生,經拔尖考入港大,卻選擇最沒「錢途」的哲學系,畢業後曾任職策略顧問和藝術管理研究,又修讀比較文學哲學碩士,跟Maggie一樣出自人文學科。「身邊很多同學都跑去當醫生律師,但他們不見得很快樂;我也不想行一條一早已經預計會是怎樣的路。」

兩位「傻人」在一次「瘋癲」(MaD)的韓國交流活動中結緣,他們留意到韓國的公共空間跟香港大同小異,只是當地人會到公園野餐玩樂器,而香港人似乎忽略了公共空間的運用。回港後,二人須合作完成一個社會創新項目,公共空間順理成章作為項目主題。

她們將香港不同人士在公園的活動拍成影片,在九龍城書節播出,再收集意見,了解其他人想在公園內做甚麼。Rachel指:「參觀書節的大多數是年輕人,我以為他們都不愛到公園,殊不知他們對公園有很多想法。」

創「日落茶吧」 餐牌是9條問題

有想法,只是沒有人做出來。「香港人太守規矩,不敢做些較特別的事。」Maggie說。集思廣益加上二人的想像力,成立了「The Pocket Parks Collective」發掘口袋公園、天橋底等公共空間的不同可能性,例如玩巨型「扭扭樂」,突破人與人、人與空間之間的界限;又如「日落茶吧」,餐牌上列出的不是咖啡小吃,而是9條問題,讓兩個陌生人坐下談天。「一些不敢跟別人透露的秘密,你敢不敢跟一個陌生人說?」Maggie說。

她們認為,但凡能夠讓人互相交流的地方,就是空間,需要人們多加關注。「公共空間運用不是很難的議題,人人都可以在公共空間做自己喜歡的事。」Rachel說。

多方合作 成創新項目模式

公共空間的討論和政策落實,往往涉及政府、市民、關注團體以至企業等,「在三藩市,曾經有班人在閒置的泊車位野餐,引起當地政府的關注,結果促成了政府、關注團體和商業品牌等合作,共同將閒置的泊車位發展成可用的公共空間。」

跟政府、民間、地區團體和企業合作,是社會創新項目的發展模式,也可能是僅有的出路。Rachel說:「做這些項目不能令你賺大錢,但至少他們會提供資金,讓你將自己的想法做出來。」Maggie補充指:「但要走得最前,盡量豐富相關的經驗,因為這才能夠顯示到我們所做的是可能而且具可信性,之後才可影響社會,擔當設計和策劃的角色並教導社會大眾和企業。」

二人現時均於創不同工作,有正職維持生計,社會創新項目仍屬業餘性質,不過她們仍希望未來能以「The Pocket Parks Collective」的工作為正職,但現階段仍在摸索自己的強項和發展方向。

「或許這項目將來可以發展成為一間顧問公司,從事人們如何跟社會接觸方面的研究和空間設計等。」Maggie總結。

撰文:陳子健

Sunday, January 18, 2015

The Good Lab 共享經濟系列活動回顧


http://goodlabhk.tumblr.com/post/106490974805

共享經濟和共享社區這樣的詞彙在過去兩三個月開始逐漸成爲人們熟知乃至常用的一個詞彙。但是半年前,這類詞彙還只是停留在學者的論文和部分行動者的詞典裏。Good Lab 從八月初開始,一連舉辦了五場講座,再加上十二月香港首次以「共享城市」爲主題的HACKATHON,前後經歷了半年時間。
共享經濟作爲一個議題,亦開始從學者的書堆裏走進社區,成爲一些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一些官員也注意到了此趨勢
我們邀請大家一起,趁2014年年底到來之際,一起回顧這一思潮的由來、發展以及它對香港的意義。

2011年,美國 The Atlantic 雜誌刊登題爲《寧靜的革命》的文章,介紹了當時才開始零星出現的共享經濟案例。
2013年,英國 The Economist 雜誌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介紹了在歐美蓬勃發展的共享經濟浪潮。
今年4月,由鄒崇銘、黃英琦以及阮耀啟三人合編的《共享城市》以及《共享香港》上下兩冊書正式上市。圖書上市不久,「共享香港」就在理工大學舉辦了一場ShareFest活動,吸引了數十人參加
而與此同時,美國共享經濟最爲著名的兩家企業 AirBnB 和 Uber 也相繼進入香港市場。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策劃了前後五次講座,圍繞「如何讓香港成爲共享城市」這個主題,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共享經濟踐行者,去探討如何在都市裏找到共享空間;如何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實現共享;如何透過科技促進共享,以及如何在社區的層面推動共享社群的出現。
先後有超過400人次參加了這一系列的講座,亦有超過一千人次在網上觀看了這一系列講座的短片
11月,Good Lab 更組織首爾社會創新考察團,了解當地的共享經濟以及社區經濟發展狀況
12月,第一次共享經濟HACKATHON於Good Lab舉辦。是香港首次此類主題的HACKATHON活動,吸引了數十位參加者,最終有三支隊伍脫穎而出,他們分別是在社區推動共享、在都市角落開拓新共享活動空間以及借助手機APP幫助基層婦女找到更多合作空間。
系列活動暫時告一段落,我們看到了人們對共享經濟這個話題的極大興趣,看到了來自商界以及民間不同的共享經濟之實踐,更看到了香港發展共享經濟的巨大空間和潛力。
但最終共享經濟是否能夠形成大氣候還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坐言起行,方會有所進展。在此,我們誠邀大家一起去思考以下問題:
  • 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當中實踐共享?
  • 如何讓共享行爲惠及老人和小孩,而不只是熟唸技術的年輕世代?
  • 如何修訂現行法例,使之更有利共享經濟的發展?
  • 政府是否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推動共享經濟的發展?
  • 如何與國際潮流走到一起,思考香港如何引領下一波共享創新?
這些看上去很簡單的問題,其答案卻並不簡單。Good Lab 在2015年將繼續與你一起關注共享經濟的發展,更希望你可以身體力行,成爲答案的一部分(become part of the solution)。

Wednesday, January 14, 2015

社區發展的社會投資回報

社區發展的社會投資回報
如何量度? 應否量度?


阮耀啟博士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 行政總裁

(刊於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生活誌》No.001 Jan-Apr 2015)

聖雅各福群會一直以來都植根於灣仔,以社區為本開展各式服務,一些社區發展項目如時分天地、土作坊,以及正在籌備中的藍屋項目等,都以建設社區和服務街坊為目的,為社區創造金錢以外的社會價值。

我們偶爾會問,這些社會價值是否能以金錢去量度?將金錢加進社會價值的討論,又是否合適呢?

就著這個問題,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下稱「學會」)與土作坊合作,為土作坊量度並計算它的「社會投資回報」(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簡稱SROI),嘗試將土作坊所創造的社會價值量化及貨幣化,讓管理者和其他持份者都能更深入理解土作坊作為一所社會企業是如何通過各式資源投入以創造社會價值。

SROI的理論框架包括以下七項原則:
1. 持份者的參與 (Involve stakeholders)
2. 理解發生的變化(Understand what changes)
3. 為關鍵成果估值(Value the things that matter)
4. 僅納入重要事項/信息(Only include what is material)
5. 不誇大成果(Do not over-claim)
6. 保持透明公開(Be transparent)
7. 審核結果(Verify the result)

在這七項原則背後所包含的,是所有機構的管理者都要好好思索的一系列問題,當中包括:
- 我們的項目成果是什麼?
- 我們可如何量度成果?
- 這些成果產生的幅度有多大?
- 在眾多成果中,有哪些是有足夠的重要性,須要我們著力的去管理(並為成果問責)?
- 該些項目成果有多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活動所引致?
- 我們是否需要在產生不同成果的不同活動中作出選擇?
- 應由誰來回答以上這些問題?
- 我們要做到有多準確?
- 評估的結果是否可靠,以使決策者可以安心使用?

回到文章提到的另一個疑問:我們應否以金錢或將貨幣符號加進社會價值的討論?SROI能幫我們計算出一個比率,例如5:1,其意思是每投入一元,就能產生五元的回報;但學會經常強調,SROI並不是一個數字或比率,而是一個關於項目如何創造社會價值的故事。當我們用心的去問以上詳列的九個問題時,SROI已不再是一套計量的工具,它更像是一套可以供不同組織都能共同使用的「社會價值會計準則」(social value accounting framework),無論你的機構選擇使用何種方法或工具去量度你的社會影響和效益,一個負責任的管理者都要認真回答以上九個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影響評估並不是要計算一個回報率以取悅投資者或爭取某基金會的撥款支持,而是所有負責任的機構的內部管理系統都不能忽視,用以了解資源運用和實行「影響力管理」(impact management)的管理思維。只有當管理者開始將其注意力及適當的資源投放於社會影響評估,她們才算真的已在思考「如何運用有限資源以產生最大的社會影響」這問題。

回說土作坊的SROI研究,研究的工作目前仍在進行中,當中最富挑戰性而又是最有趣的,是要為土作坊各式各樣的社會成果估值,例如評估工友在參加土作坊的工作團隊後各方面的轉變、為土作坊供應新鮮有機蔬果的本地農夫的轉變、讓灣仔街坊非常方便的去購買本地出產有機蔬菜的價值,以至能維持本土農業生產的社會效益等等。在參與研究的過程中,也能讓學會作進一步思考,就像是如何以更有效的方法為成果做估值、如何能縮短評估所需的時間,以及如何能為一個機構的眾多項目同時進行評估等等。我們都知道,若然社會影響評估的工作是過於困難的話,最後也是無法普及,但就如大多數紮根社區的項目一樣,在推廣社會影響評估的工作上,我們也只能透過實踐去尋找可行的道路,土作坊SROI的研究就為本地推廣社會影響評估的工作行出重要一步!

Sunday, January 11, 2015

Building Standard of Practice in SROI

Building Standard of Practice in SROI
Thursday, January 8, 2015 - 12:00pm

https://3blmedia.com/News/Building-Standard-Practice-SROI

In November 2014, the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 International Network merged with Social Impact Analysts Association (SIAA) to form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SVI). This is an exciting development as the two organizations had strong visions of putting social value on the agendas of government, corporate, and social profit worlds internationally. It is also exciting because part of SVI’s vision is to have broad and rich conversations of how to value social outcomes, communicate that value to key stakeholders, and integrate that value into organizations.

That said, one challenge of any emerging management discipline is the need to uphold standards of practice while methodologies are still in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dates back centuries, but it’s only been in the past 50 years that there’s been a consensus emerging around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However, even today, many in the accounting world say that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From SiMPACT’s perspective, the need for standard of practice in the use of SROI methodology is becoming more apparent. In Canada alone, SROI is being used in many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at the federal level, and in both small and large organizations.

Ensuring clients are aware of SROI methodology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practice. One thought for consideration for clients of SROI practitioners, would be to ask their consultants how they plan to uphold the seven principles of the SROI methodology. While there is a need for flexibility in ones approach in SROI, based on the audience we are trying to engage,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seven principles are upheld. For example, it’s vital to take steps to avoid over claiming as you focus on the most material outcomes experienced by stakeholders. It’s also essential to ask stakeholders what the most important outcomes are from their perspective, unless that stakeholder is unavailable.

SiMPACT looks to 2015 as a year where the SROI Canada Network will grow its database of practitioners seeking to provide a higher quality of service to interest in valuing their social outcome. For a full list of practitioners known to SROI Canada, click here. For individuals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SROI, join us at our next Introduction to SROI training session on January 22, 2015 in Calgary, and January 28, 2015 in Toronto.

Sunday, January 04, 2015

[SROI] 當歪論變成畸論

當歪論變成畸論 威力亦變得無窮
鄒崇銘 2015/1/3 — 9:46

本來主流經濟學家發表歪論,在香港早已是家常便飯的事情,有朝一日不發表歪論才是大新聞!既然如此也不值得花時間反駁,否則就算辭去全職工作也不夠時間!但有時歪論發展到了一個極限,就會變成好像法輪大法般的畸論,迷信進入了邪教的境界,那它的威力便非同小可。但若從正面角度而言,畸論或許亦有機會讓昏睡中的信眾驚醒,連帶這些畸論所掩飾的荒謬政策,也頓然將孤狸的尾巴盡情暴露了出來。

以上感想,乃是看了雷鼎鳴在《晴報》的文章有感而發。假如不是《立場新聞》的記者告之,我也不會大費周章,專門找這些垃圾文章來看。但不看尤自可,一可還真是個重大發現,實在值得和更多人一起分享。

雷鼎鳴寫的<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2015年1月2日),簡單來說,是指出郊野公園佔香港面積40%,過去10年則是平均每年1,257萬人次,以香港719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年到郊野公園約有1.75次。因此他為郊野公園的使用效率及機會成本算帳,並提出一個思想實驗:假設有10%郊野公園的土地可發展,便足可供應建造50萬個單位以上;又假設租金平均下降1,000元,這樣每個家庭每年可省回12,000元的居住費用。香港每個住戶人數平均少於3人,即平均每名港人每年可省回4,000元的居住成本,719萬的人口,便每年共可節省288億元。

雷鼎鳴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郊野公園面積減少10%後,我們可假設遊人也減少10%,即訪客人次減少125萬人次左右。換言之,這125萬到訪郊野公園的機會成本是288億元,即平均而言,每人到訪郊野公園一次,其背後的社會成本是23,040元!」

經濟上的謬誤

本來如此誇張荒旦的畸論,任誰都可指出它的不合理之處,這裡只是不厭其煩地概括一下:首先,雷鼎鳴所說的「社會成本」,其實是指「經濟成本」,即香港人捱貴樓的「總體經濟成本」;假如按他所言增建50萬個單位會帶來什麼好處,那便是香港人所得的「總體經濟效益」,而減少10﹪郊野公園才是相關的「社會成本」。

其次,增建50萬個單位會導至租金或樓價下調多少?雷鼎鳴採用的是經濟學ABC的「供求定律」。但任誰都知道,這項定律背後存在眾多假設,例如並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市場存在嚴重壟斷的問題;也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存在大量外來熱錢投機的問題,造成市場嚴重扭曲的情況。

其三,較少人會觸及的問題是,以「供應主導」的政策來壓抑樓價,其實通常都會帶來沉重的經濟成本,例如是雷鼎鳴所說「八萬五」的情況。原因在於房屋從規劃、建築到推出市場,往往需要可能上十年的時間,也就是供應調節出現嚴重的滯後。天曉得十年之後,房屋的需求是否仍像今天那樣高,因此極容易出現過度供應的問題。「八萬五」帶來大量負資產,以至整體經濟萎縮,本來就是每個香港人的常識。

其四,同樣是較少人會觸及的,是上述政策並非令樓價下調,而是造成樓價異常波動,這無論對已置業和未置業人士,同樣不是一個好現象。整體經濟過度受到樓市問題困擾,也令工商百業停滯不前,社會及政治穩定也被波及。香港回歸以來的歴史不是早已說明一切嗎?

最後,真正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方法,並非採取(像目前政府般的)「供應主導」政策,而是應該將房屋非商品化,致力令住宅建來是讓人居住的,而不是基於投資以至投機的需要。這在我們過往出版的兩本專著:《住屋不是地產》和《住屋不是命運》;以及本土研究社學以致用的新書:《供不得其所》,都可以找到仔細的政策論述和建議。

政治社會上的謬誤

當然,以上只是從經濟上指出雷鼎鳴的謬誤,還未觸及問題的真正核心:香港人已不再一味用金錢來衡量價值,也就是走出了對GDP、經濟增長的盲目崇拜,反思「中環價值」,擁抱「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房屋vs.郊野」正是兩種價值觀的主要分野,正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最近指出:「人們重視的不是物質、金錢、地位;反之是快樂的,是另類的交往,所追求的很不一樣...年輕一代當香港是家,有香港情懷,就近似台灣的鄉土情懷。他們不像上一代,想在香港盡量賺錢,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想香港更好,不單是為了錢。」

像雷鼎鳴這些生於上一代的人,他們不少都曾經歴童年貧困、經濟起飛、向上流動的人生旅程,套用Ronald Inglehart的說法,正正是屬於「物質主義」的一代,簡單來說就是眼中只有錢,藉以彌補成長階段的陰影;又或倒過來說,不值錢的東西像郊野公園,便沒有什麼存在價值。相反下一代在成長階段,早已遠離物質匱乏的年代,因此亦邁進了「後物質主義」的新世代,追求的「衣食足」之後的「知榮辱」,是一些更高層次、主流經濟學家亦無從衡量的價值。

恰巧筆者本人亦是一個新機構──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的理事,同工們正致力推動「投資的社會回報」(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等國際盛行的評估工具,將經濟效益以外的廣泛社會環境效益,也納入企業、組織或項目的表現評價系統之中。例如將郊野公園改做房屋用途,短期內或會製造大量單位和經濟增長,中期卻造成樓市、經濟以至社會政治的不穩定,長遠而言,更是無可彌補的文化生態永久性損失。

正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經提及:香港必須逐步重整我們的產業結構,緩解我們對基建地產的傾斜,亦即是對毒藥般的經濟強心針的依賴,逐步重新建立一種長遠和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傳統,追求一種財務上溫和但回報穩定的投資,令香港人學懂告別「搵快錢」、急攻近利的文化,若非如此,「跨世代公平」根本也就無從談起。假如仍一味死抱上一代人陳套的理念,佔中運動所揭示的世代矛盾,也就永遠沒有得以紓緩的可能。而像雷鼎鳴這類抱殘守缺的主流經濟學家,發揮著「阻住地球轉」的關鍵作用,早晚也就足以令This city is dying夢想成真!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http://www.hkisia.org
投資的社會回報:http://www.thesroinetwork.org

Thursday, January 01, 2015

如何分析社企營運之道

《EMBA Forum:社企的成功關鍵因素》

統籌:陳志輝教授(中大EMBA課程主任)
主持:成國達(EMBA 2014)
嘉賓:紀治興(豐盛社企學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客席副教授)
翻譯:謝冠東

EMBA論壇(EMBA Forum)是定期舉辦的學術活動,邀請本地成功領袖與學員和校友分享管理哲學和成功秘訣。中大EMBA網址:http://www.cuhk.edu.hk/emba/

在2010年UBS(瑞銀)與INSEAD(歐洲工商管理學院)進行了一項關於亞洲家族慈善信託基金的調查。約60%受訪者表示希望能量度捐助項目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另有40%希望量度這些項目的營運效率。可見捐助者主要的關注,是在付出許多金錢後,到底有甚麼回報。始終信託人每年都要決定捐助的項目,但到最後它根本無法衡量哪個項目最值得支持,只能選一些表面看來不太差的。社福界過往的弱點是無法清楚量化其社會效益。

而社會企業所採用的社會投資回報率,正為個問題提供出路。社企是針對被市場所忽視的社會問題,以持續性方案産出正面的界外利益,藉充權釋放弱勢社群的潛能。香港的社企八成是就業融合社會企業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 WISE)。它們的社會效益是工賑 (Workfare),以工資為代表 (proxy),受惠者的得益包括工資 (Cash)、工作能力 (Capability)、自信心 (Confidence)、履歷 (CV)。

其實政府是最大的慈善基金,它的扶貧政策可以用社會投資回報率去比較。在香港營運一家庇護工場,政府每出1元,智障和殘疾人士賺取0.2元。當中費用包括聘用社工和各種雜項開支,而由於庇護工場的產品銷路有限,所以相對其成本所賺不多。假如改為向弱勢派發綜援,政府每付出1元,弱勢就可直接得到0.96元,因為社會福利署的行政費約佔4%。再培訓局的效益是取决於就業率及在職時間;學員能夠成功就業的有40%,每個成本21,000元,平均在職10個月,每月工資平均7,600元,成本效益比是1:3.7。至於社企,政府一次過每撥1元作為經營社企的種子基金,社企的營業額約3元,當中有0.77元是弱勢社群的工資,由於香港社企壽命中位數達9.3年,期間弱勢社群的工資總共7.2元。

那身為納稅人,我們會作出怎樣的抉擇?談到社企,很多人都埋怨社企易於倒閉,但他們沒有考慮到不設社企而採用其他方案,代價其實更大;更不用說社企的存活期中位數曰9.3年,其實是香港中小企平均3.7年壽命的兩倍半。英國社企異常興旺,大概是因為英國政府正面臨財困,而社企正是提供社福服務最便宜的選擇(笑)。

社企虧損也值得經營

再舉一例。香港政府每名囚犯每年需耗費26萬元。但在美國上市的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專門營運由政府外判給商營的監獄,每個囚犯的收費是港幣14萬元,已包括11%的利潤。如果有機構指出,它經營監獄只需一半成本,那香港政府可否就把懲教服務外判,價低者得?當然那可能會令監獄原有的管理層和獄卒失業,於是可以讓他們組成企業參與競投,由於他們有往績可循,故中選機會較高。在英國,社企最初參與的都是類似的公共服務。但香港人看社企,就只看它有沒有盈利,虧損的就關閉。但英國著重的並非盈利,而是成本效益。即使社企有虧損,但如果相比由政府提供服務來說虧得較少,那仍值得創立。

接著談社企的企業家精神,它最初由社會學家J.A. Banks在1972年提出。他發現社企運用了商界的管理智慧,社會效益勝於NGO。而在70年代,歐洲的失業率高企,所以社企都以解決就業問題為主,可能是為弱勢社群提供職業培訓,又或直接僱用他們。現時全球也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經濟學人》兩年前的報告便指出全球化對就業市場大有衝擊。很簡單,1991年全球勞動力為24億人,但經過20年全球化的進程,數字上升到31億人,也就是多了近7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競爭環球的職位,難免人浮於事,社企將是一條出路。

已故的Gregory Dees在哈佛商學院教授社企企業家精神。相對社會「企業」,他更重視社會「創新」,因為企業始終以盈利為目標,較為狹隘,但創新則注重以各種方法,增加成本效益。假如昔日撥款1元只能救1人,今天卻能救10人,雖然仍是沒有盈利,但也值得推行。只要你能以較快、較便宜、較容易的方法來成事,就能提升成本效益,而背後肯定需要創新。

目前全球有148家院校提供社企企業家課程,多由商學院開辦,但報名的多是商人,其次是公共行政人員,社工卻不大願意就讀。我們目前需要的是一種嶄新人才,他們並非只具備社福知識或商業知識或公共行政知識,而是擁有三合一的社企知識。他們既懂得支援弱勢,嫻熟如何經商,又要明白向公眾交侍問責。而他們追求的是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社會投資回報),務求一方面節省社會開支,另一方面又令持份者更為受惠。

要比較SROI,就看社企以同等成本能帶來多少社會效益。假如三家社企都聘了100人,甲社企其中聘了50名殘疾人士,乙社企只有10名,丙社企更只有2名,雖然它們都可自稱社企,但明顯甲社企的「含金量」最高,能為更多弱勢帶來收入。SROI將可作為慈善基金和政府投資社會項目的一個重要指標。現時有部份人建議,將社企的門檻,降至有企業社會責任而派息不超過盈利三份一的商企,從而令社企數目增長。社會投資回報率的普及,正好成為防止劣幣驅逐良幣把關。


英國是全球社創規模最大的國家,但從管理的角度,香港社創運動是走世界的前沿,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像香港般算出八成社企的社會投資回報率。香港市民知道社企的有79%,聽過良心消費的有69%。中學開始有社創通識課程,有15間中學參加先導計劃,另外16間參加部份活動。商界亦開始考慮邁克.波特 (Michael Porter)因社企的成功而倡議的創造共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即同時創造社會價值及經濟價值,簡而言之是藉行善賺錢。香港現時已有此類先導項目,果然行快一步,不會執輸。香港應該考慮舉辦世界級論壇,將本地的成功個案與外地分享,又學習海外的頂級個案的成功關鍵。

空間覺醒的前雨傘運動簡史



小西

轉眼間,「雨傘運動」已踏進第九十三天。雖然,金鐘夏慤道、旺角與銅鑼灣等幾個主要佔領區早已清場,但政府總部外的添美道(又稱「添美村」)至今仍然有人佔領留守,被驅散的各區原佔領人仕,則改以流動佔領的方式(俗稱「鳩嗚」),延續運動。 雨傘運動將如何終結,仍未可知,而在運動期間在民間社會所釋放出來的大量政治能量,將以何種形式轉化,則尚待進一步的觀察。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雨傘運動對於香港各個領域的影響,可謂劃時代的。

在雨傘運動開始後不久,筆者曾經在本版撰文指出,這可算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人民最大型的社會與政治參與運動,由於佔領行動對於日常生活空間的運作的暫時打破,在市民之間所引發出來的巨大文化慾力,是前所未有的。「這一股巨大的文化慾力,將是任何從政者所不能少覷的。 佔中之後,人民會有新的生活想像,我們都回不去了。」(本版,2014年10月13日)而這股文化慾力最能體現於市民大眾對於空間政治的覺醒與想像。

空間覺醒有段古

事實上,在金鐘夏慤道、旺角與銅鑼灣等各個佔領區,我們都看到市民自發、層出不窮、充滿創意的空間實驗與實踐,無論是軒諾道中的「自修室區」、政總外的連儂牆,還有在佔領期間在公共空間出現過的大大小小藝術創作,無不令人嘖嘖稱奇。 無可否認,雖然香港至今仍然是全球最有效率和自由的城市,但與此同時,它也是公共空間規管得最嚴的城市,隨着近二、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論述之大行其道,香港的城市空間基本上已被高度資本化,你能夠在這個擇競天物的資本森本中擁有多少自由,很多時都得端看你口袋裡有多少錢, 你口袋裡的錢愈多,你便愈自由,其中包括閑暇與玩樂的自由。

由此觀之, 佔領期間,在金鐘、中環、灣仔等地方工作的OL,之所以在午飯時間跑到金鐘佔領區用膳、散步或「煙break」,甚至有民眾在佔領區放電影與煮食,也就不難理解。這些在公共空間出現的創意行為,正正反映了人民對理想城市生活的文化需求以及空間覺醒。 然而,「世上沒有無緣故的愛,也沒有無緣故的恨」,上述的空間覺醒並非始於雨傘運動,它們其實早自九十年代末,隨着新一輪的全面都市化發展而逐漸萌芽。

「城市權利」的啟蒙

當然,若論香港市民近年的空間覺醒,我們一般會上溯至2006至20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但其實我們可以把時間往前推得更遠,其中包括自2003年市區重建局公佈的利東街(俗稱喜帖街)重建項目所引發社區保育運動,2004年政府將以8.64億港元將居屋紅灣半島業權賣回參與發展項目的地產發展商,發展商打算全面拆卸重建成豪宅,而在環保團體及社會輿論壓力下被逼放棄,2006年西九文娛區計劃在市民一面倒的噓聲中「推倒重來」,2006至20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2008年時代廣場公共空間運動以至近年的關注新界西北發展運動。

究其根本,這一場空間覺醒運動,大概跟千禧年後、新一輪的都市重建的全速開動有關。當然,都市重建並不是千禧年之後才出現的新事兒,早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已隨着港英殖民政府的「光榮引退」大計逐步開展。 不過,跟千禧後的都市重建計劃不同, 由於土地發展公司的權力遠遜於後來的市區重建局,重建舉步艱難,加上當時香港整體發展殷殷向榮,人人看似得利,市區重建對於常民生活的影響還不明顯。然而,隨着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香港的經濟體加速轉型,再加上2001年市區重建局取代土地發展公司,並具有更大的法定權力,發展的推土機開始觸及常民的日常生活肌理,而這可算是近年一系列的都市空間運動肇始之基點。

然而,有權力的地方,便有覺醒與反抗,隨着上個世紀末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開始對常民日常生活肌理的大舉入侵,市民的「城市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開始受到前所未有之威脅,於是也造就了近年城市空間運動之遍地開花。

固然,「雨傘運動」最原初的目的,是追求具有廣泛而普遍代表性的民主選舉體制,但民主的實踐從來不止於選舉,更在於都市空間、生活與文化之打造。由此觀之, 雨傘運動期間所喚起的空間覺醒與實踐,也就其來有自。換言之, 雨傘運動不單是一場追求真普選的政治運動,它同時也是一場充滿了空間覺醒的城市權利啟蒙運動。

信報.論壇版.文化論政,2014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