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老闆。法例。
2014年4月27日
【明報專訊】走入中文大學同心女工合作社，除了那一陣茶葉蛋鹵水味，驟眼看與其他學校小賣店沒大分別。可是，當你抬頭，可見小店掛着橫額︰「勞動者決策參與，經濟民主齊實踐」——這就是合作社女工們堅持了十三年的營運理念。由工人自己做老闆，勞動會變快樂嗎？
顧客呢？
近年不少民間團體都在推動「合作社運動」，以集結勞動市場邊緣、基層弱勢的力量，試圖以公平分配、平等討論和分工，集體決策的方式——工人即老闆，人人有權有責——去經營一盤並不唯利是圖的小生意，也是一場抗逆大商家大財團壟斷市場的實驗。譬如，在便利店當收銀員，只需要遵從公司規定及執行上司命令，但女工合作社的姐姐（音︰遮遮），不用穿制服，個個「咁高咁大」，如何定出工作指示然後執行，就是靠開會。無論是貨品價格、加人工、賣什麼，她們都通過開會決定。
當了老闆不等於唔使做。二○○二年開始在女工合作社工作的阿清說，合作社剛成立時，每一兩星期便要開會，每次長達三四小時︰「每個人都講吓心中計劃，鍾意或唔鍾意。試過少開一次會，發覺自己有很多事情都跟不上，所以現在很多人即使放假，也回合作社開會。」現在合作社上了軌道，就不用經常開會，「但開會是需要的。開完會，就是將開會時自己及同事提出過的實行。」
女工們個個曾經是「打工皇后」，只是當九十年代香港經濟轉型，工業北移，工廠倒閉，才物換星移；又因要照顧家庭，待仔大女大年過四十才出來找事做，她們深明當下就業市場的艱難與不合理。
「有好有唔好啦。有上司決策，自然個個都跟着做；但現在每人都係老闆，個個做嘢手勢又唔同，有時淥魚蛋，你鍾意用呢個殼『𢳂』，我又鍾意用另一個。不過呢啲都係小問題。」合作社的元老之一英明說，沒有人限死做一個崗位，最緊要是大家識走位，「互相遷就，社員有急事不能上班，調更病假這些事更容易話為啦。」人人都做老闆了，反而沒有「射波」（臨時請病假）這回事。
問阿清合作社用不用每月跑數，做到某個quota？她笑笑口曰︰「大學的假期多，五月至八月尾暑期期間無可能做多生意，還是以上學日的利潤來補貼。」她說她們的收入，會分成幾個「餅仔」，除了人工，還會用作推動其他合作社成立、慈善、個人學習與其外地合作社交流等。她們曾到韓國、台灣與當地的合作社、非牟利團體交流經驗，而中國、台灣及日本的組織也來到中大與她們交流。交流所需費用，來自合作社所得。賺錢然後瓜分，不是合作社的唯一目的。
非單純買賣關係
大學生作為顧客，跟小賣部也不單純是買賣雙方的交易關係。大學規定合作社營業時間為朝七晚十一，後來更有學生要求合作社開店至凌晨一兩點。但合作社的女工幾乎個個都有家庭要照顧，怎辦？於是中大學生組成的「基層關注組」幫手招募了不少義務學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時半至一時半，不收分文替合作社看「特更」。學生明白自己不是至上的顧客，半夜三更想吃宵夜而不用麻煩別人的母親，義務服務其他同學，是文明的表現。今年女工合作社又要跟中大談續約，能否續約仍是未知之數，有同學則發起簽名運動支持合作社經營下去，又與女工合作出版了「女工特刊」，以示支持。
女工合作社的茶葉蛋是中大名物之一。「二○○一年前始我哋賣四蚊，至今無加價。現在雞蛋要個幾一隻，我哋仲加入八九種與外面不同的藥材與香料，味道唔同出面。」慧儀說着還那個裝滿藥材與香料的「寶箱」裏拿出那張「秘方」給我看，上面寫着︰花椒、八角、紅茶、綠茶、玄參、澤瀉、果皮、小茴和麥冬。我吃下一隻，鹹中帶甜，還吃得出不同層次的辣，的確與我在外邊買到只有死鹹的茶葉蛋不一樣。在旁觀察合作社的姐姐，繁忙時候間中「火滾」，與同工意見不合時有爆發，但一般與學生打牙骹、與同工談時事，不會受老闆／公司限制。
反觀連鎖店超市及便利店的收銀員，經常在一兩秒之間說出『多謝你支持環保』和『唔好意思要你等咁耐』，你聽到後真的會感到被禮遇？職場上各人能各展所長，平等表達意見，性格特質不至被磨平，有如那窩百味紛陳的鹵水，也許就是對勞工，或人性的尊重，以及在少數大資本壟斷市場下的另一種可能。
合作社條例
那麼，合作社可以在香港大發圍讓工人起來做老闆嗎？原來根據香港法例，合作社是漁護署的監管範圍，需按香港法例第三十三章《合作社條例》成立的。聽落有點九唔搭八。婦女勞工協會胡美蓮是成立中大女工合作社的推手，她說最初替女工合作社登記及註冊時，遇到疑難向漁護署查詢，所得答覆都相當模糊，「例如究竟『合作社』的稅務安排如何？跟商業機構一樣？那商業登記的申請又如何？向管理合作社的漁護署查詢都沒有明確答案。他們對職工合作社有嚴格的監管，但沒有支援。從政府部門對職工合作社的態度、沒有政策的配合，可見他們並不鼓勵合作社的成立。」
舉例如《合作社條例》限制合作社社員至少要有十人，漁農業這些勞動密集的工業自然需要大量人手，但以職工合作社形式經營的學校小賣部，根本不需要太多人手，人多反而會有開工不足的問題。政府部門冷待、過時的條例，是不利合作社在香港的發展的原因之一。
「合作社的經營就是希望能抗逆商業運作的不合理。社會企業可以申請政府基金，又有慈善形象，更有不少由商界營運，向政府註冊申請更容易。但所謂『社企』，就是將商業運作模式帶進社福界，我覺得這是一種退步。」胡美蓮知道，成立合作社，並不是因為其「容易」，反而是因為知道這條路難行，但有意思。
文、圖 × 蔡琇莹
2014年4月27日
【明報專訊】走入中文大學同心女工合作社，除了那一陣茶葉蛋鹵水味，驟眼看與其他學校小賣店沒大分別。可是，當你抬頭，可見小店掛着橫額︰「勞動者決策參與，經濟民主齊實踐」——這就是合作社女工們堅持了十三年的營運理念。由工人自己做老闆，勞動會變快樂嗎？
顧客呢？
近年不少民間團體都在推動「合作社運動」，以集結勞動市場邊緣、基層弱勢的力量，試圖以公平分配、平等討論和分工，集體決策的方式——工人即老闆，人人有權有責——去經營一盤並不唯利是圖的小生意，也是一場抗逆大商家大財團壟斷市場的實驗。譬如，在便利店當收銀員，只需要遵從公司規定及執行上司命令，但女工合作社的姐姐（音︰遮遮），不用穿制服，個個「咁高咁大」，如何定出工作指示然後執行，就是靠開會。無論是貨品價格、加人工、賣什麼，她們都通過開會決定。
當了老闆不等於唔使做。二○○二年開始在女工合作社工作的阿清說，合作社剛成立時，每一兩星期便要開會，每次長達三四小時︰「每個人都講吓心中計劃，鍾意或唔鍾意。試過少開一次會，發覺自己有很多事情都跟不上，所以現在很多人即使放假，也回合作社開會。」現在合作社上了軌道，就不用經常開會，「但開會是需要的。開完會，就是將開會時自己及同事提出過的實行。」
女工們個個曾經是「打工皇后」，只是當九十年代香港經濟轉型，工業北移，工廠倒閉，才物換星移；又因要照顧家庭，待仔大女大年過四十才出來找事做，她們深明當下就業市場的艱難與不合理。
「有好有唔好啦。有上司決策，自然個個都跟着做；但現在每人都係老闆，個個做嘢手勢又唔同，有時淥魚蛋，你鍾意用呢個殼『𢳂』，我又鍾意用另一個。不過呢啲都係小問題。」合作社的元老之一英明說，沒有人限死做一個崗位，最緊要是大家識走位，「互相遷就，社員有急事不能上班，調更病假這些事更容易話為啦。」人人都做老闆了，反而沒有「射波」（臨時請病假）這回事。
問阿清合作社用不用每月跑數，做到某個quota？她笑笑口曰︰「大學的假期多，五月至八月尾暑期期間無可能做多生意，還是以上學日的利潤來補貼。」她說她們的收入，會分成幾個「餅仔」，除了人工，還會用作推動其他合作社成立、慈善、個人學習與其外地合作社交流等。她們曾到韓國、台灣與當地的合作社、非牟利團體交流經驗，而中國、台灣及日本的組織也來到中大與她們交流。交流所需費用，來自合作社所得。賺錢然後瓜分，不是合作社的唯一目的。
非單純買賣關係
大學生作為顧客，跟小賣部也不單純是買賣雙方的交易關係。大學規定合作社營業時間為朝七晚十一，後來更有學生要求合作社開店至凌晨一兩點。但合作社的女工幾乎個個都有家庭要照顧，怎辦？於是中大學生組成的「基層關注組」幫手招募了不少義務學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時半至一時半，不收分文替合作社看「特更」。學生明白自己不是至上的顧客，半夜三更想吃宵夜而不用麻煩別人的母親，義務服務其他同學，是文明的表現。今年女工合作社又要跟中大談續約，能否續約仍是未知之數，有同學則發起簽名運動支持合作社經營下去，又與女工合作出版了「女工特刊」，以示支持。
女工合作社的茶葉蛋是中大名物之一。「二○○一年前始我哋賣四蚊，至今無加價。現在雞蛋要個幾一隻，我哋仲加入八九種與外面不同的藥材與香料，味道唔同出面。」慧儀說着還那個裝滿藥材與香料的「寶箱」裏拿出那張「秘方」給我看，上面寫着︰花椒、八角、紅茶、綠茶、玄參、澤瀉、果皮、小茴和麥冬。我吃下一隻，鹹中帶甜，還吃得出不同層次的辣，的確與我在外邊買到只有死鹹的茶葉蛋不一樣。在旁觀察合作社的姐姐，繁忙時候間中「火滾」，與同工意見不合時有爆發，但一般與學生打牙骹、與同工談時事，不會受老闆／公司限制。
反觀連鎖店超市及便利店的收銀員，經常在一兩秒之間說出『多謝你支持環保』和『唔好意思要你等咁耐』，你聽到後真的會感到被禮遇？職場上各人能各展所長，平等表達意見，性格特質不至被磨平，有如那窩百味紛陳的鹵水，也許就是對勞工，或人性的尊重，以及在少數大資本壟斷市場下的另一種可能。
合作社條例
那麼，合作社可以在香港大發圍讓工人起來做老闆嗎？原來根據香港法例，合作社是漁護署的監管範圍，需按香港法例第三十三章《合作社條例》成立的。聽落有點九唔搭八。婦女勞工協會胡美蓮是成立中大女工合作社的推手，她說最初替女工合作社登記及註冊時，遇到疑難向漁護署查詢，所得答覆都相當模糊，「例如究竟『合作社』的稅務安排如何？跟商業機構一樣？那商業登記的申請又如何？向管理合作社的漁護署查詢都沒有明確答案。他們對職工合作社有嚴格的監管，但沒有支援。從政府部門對職工合作社的態度、沒有政策的配合，可見他們並不鼓勵合作社的成立。」
舉例如《合作社條例》限制合作社社員至少要有十人，漁農業這些勞動密集的工業自然需要大量人手，但以職工合作社形式經營的學校小賣部，根本不需要太多人手，人多反而會有開工不足的問題。政府部門冷待、過時的條例，是不利合作社在香港的發展的原因之一。
「合作社的經營就是希望能抗逆商業運作的不合理。社會企業可以申請政府基金，又有慈善形象，更有不少由商界營運，向政府註冊申請更容易。但所謂『社企』，就是將商業運作模式帶進社福界，我覺得這是一種退步。」胡美蓮知道，成立合作社，並不是因為其「容易」，反而是因為知道這條路難行，但有意思。
文、圖 × 蔡琇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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