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懸崖與和平佔中的意義
陳健民
明報 | 2013-05-13| A28| 觀點| 思潮
到了今天，仍有許多朋友對我參與和平佔中運動百思不得其解。他們覺得社會上出現政治分歧，正好是由我這類學者提出折衷方案、促進對話，何以要走進浪尖搞什麼公民抗命？採取非常手段爭取普選，是因為我覺得香港已到了一個臨界點。早前美國出現「財政懸崖」時，各黨派都擔心大難將至，被迫放下歧見、協力搶救危機。最近因為議員拉布，梁振英亦提出財政懸崖之說；但他看不到的，是香港正面對一個「政改懸崖」——假如這次有關2017 年特首選舉方法改革失敗，香港會跌進一個高速下沉的漩渦。和平佔中便是要警告各黨各派必須放下歧見，為這城尋求出路。
梁振英的誠信沒法代替制度的制衡
今天我們的政治制度已無法治理這樣一個多元開放又充滿矛盾的社會。特區政府的領導層缺乏監督制衝，造就了像曾蔭權、許仕仁、湯顯明等一群為討好權貴而不惜破壞公職人員多年來恪守的公共精神的人。我們對一般公務員收受利益、酬酢等有詳細規定，但對於頂層官員卻缺乏監管。我曾任廉署諮詢委員，認識一些廉署朋友，他們都是品格正直、敬業樂業的人。目睹湯顯明任專員時那種官架子、送禮風，痛心疾首卻敢怒不敢言。當然，廉政專員只向特首負責，曾蔭權在任時比湯更敢於接受款待，甚至不避嫌要入住財團為他準備的退休大屋。如何期待他能整頓朝綱？ 至於對特首本人的監督，中央在回歸後基本上是放手不管，特首大可自把自為。直至2003 年七一遊行後，中央開始深度介入香港事務，特首與大陸官商交往更趨頻密，以另一方式引發腐化的危機。梁振英以為只要與前朝切割、本朝奉行節儉便可。但事實是他的誠信沒法代替制度的制衡，更不要說保證以後不再出現另一批曾許湯了。香港還不實行特首普選，如何監督這些失控的權力？ 如果沒有普選，憑什麽令政府回應社會的訴求，打破財團的壟斷，締造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弔詭的是，這個政府在拒絕社會監督的同時，亦沒法在社會上獲得到足夠的支持。小圈子的選舉被土共和財團壟斷，為保票源，特首候選人即使落區做公關頭上都戴着金剛箍，無法透過選舉工程動員社會力量支持政府施政。回歸後3 位特首，在議會上與有六成市民支持的泛民從親疏有別變成敵我矛盾，在社會上亦與公民社會關係日趨緊張，抗爭無日無之。其實現代社會多元複雜，政府任何舉措都會「順得哥情失嫂意」。西方政府即使有足夠民意授權去推動爭議性政策，亦面對愈來愈網絡化的公民社會的挑戰，必須學習「調適型領導力」，讓不同持份者商議解決方案、共同承擔後果。相反，特區政府一方面仍繼承政務官精英心態，以閉門造車為傲；另一方面歷任特首亦與社區缺乏深入的聯繫，推動政策時往往孤身上路，沒有政策伙伴願意同辱共榮。面對民意反彈，缺乏認受性的政府因為心虛便猶豫不決。想一想當年八萬五和今天港人港地政策，理應有不少泛民政黨、學者以至公民社會願意支持。如果有這樣一群政策伙伴，政府在制訂政策時會更能「落地」、政策出錯時會更快得到信息回饋、政策失敗時可共同承擔責任。但今天不少社會精英都覺得走近梁振英都有"guilty by association" 之感，如何期待這樣的政府能大展拳腳，福為民開？
一個又缺乏監督又缺乏支持的政治體制無法治理香港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年輕人在地產霸權、社會空轉、苦無出路的鬱悶中亦愈趨躁動。更為重要的，是被公民/ 通識教育啓蒙的一代，已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強暴地將大部分市民排除於外。最近我面試一群成績非常優異的中學生，聽他們批判功能團體令議會不代表民意、拉布的合理性、反國教的意義等等，令我感到北京如何築堤防洪，民主潮流真是勢不可擋。而只要多在網上瀏覧，便會發現愈來愈多年輕人覺得只有更「勇武」的抗爭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而即使香港不能獨立，亦只有全面抵抗大陸化，甚至以「蝗蟲論」攻擊自由行，才能保住香港的核心價值。在這樣一個情勢下，中央如不顧國際社會對普選的理解，要在2017 年特首普選的提名安排中強加限制令泛民無法參選，後果會是怎樣？ 泛民當然無理由投票支持這樣的一個方案，政制便會原地踏步，只能等待2022 年的另一輪政改。而根據人大常委的決議，立法會普選要等到特首普選後才能進行，亦即是2024 年。香港能等嗎？ 年輕人會等嗎？
只要我們將眼光投向前方，你就會見這次政改失敗後，年輕人如何在街頭衝向警察、更多自由行客與港人吵鬧、中產階級日生厭煩而思考要不要下一代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如果你還是想像不到，我可帶你去一個場景——月前《陽光時務週刊》舉辦了一個佔中論壇，在現場的一位記者向我如此描述：本土運動旗手陳雲演講時，愛港力支持者大吵大鬧；愛港之聲高達斌說話時，本土運動支持者便報以噓聲；到長毛發表演說，兩個陣營都同喝倒采。而當温文爾雅的戴耀庭解釋「和平佔中」時，現場人聲沸騰，沒有人認真聽他說話。「兩極分化，中間力量迅速消散」，這便是政改失敗後未來香港的圖像。
愛與和平的真諦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便是要以非暴力但強烈的方法提醒北京和香港各界人士，我們正一步步走向政改懸崖。運動要建立一個收集和表達民意的平台。我們亦不惜用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來守護普選的國際標準此底線。我們會透過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讓市民討論政改方案，亦會透過公民授權讓市民在街頭或網上對方案投票。我們亦期待立法會各政黨與中央及特區政府，協力尋找一個既符合《基本法》亦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
可惜自運動開始以外，除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能掌握形勢的險峻外，北京和本地建制派只懂埋首沙堆、危言聳聽、惡毒攻擊甚至以拘捕和平佔中的義工來製造白色恐怖。有部分人帶着善意表示擔心運動「和平開始、暴力告終」，而看不到硬要在香港實行大陸式的普選，佔領行動是一定會發生的。現在由我們三子發起「和平佔中」，比起由年輕人帶領，究竟何者更能避免暴力衡突？ 因此，有人說我們「持刀逼婚」，是完全不理解愛與和平的真諦。我們手執的是一支短棒，不是武器，更不是刀。我們所做的，就像古代村落的夜巡者，竭力敲鑼打鼓，警告村民不要沉睡。因為，災難正在發生當中。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
陳健民
明報 | 2013-05-13| A28| 觀點| 思潮
到了今天，仍有許多朋友對我參與和平佔中運動百思不得其解。他們覺得社會上出現政治分歧，正好是由我這類學者提出折衷方案、促進對話，何以要走進浪尖搞什麼公民抗命？採取非常手段爭取普選，是因為我覺得香港已到了一個臨界點。早前美國出現「財政懸崖」時，各黨派都擔心大難將至，被迫放下歧見、協力搶救危機。最近因為議員拉布，梁振英亦提出財政懸崖之說；但他看不到的，是香港正面對一個「政改懸崖」——假如這次有關2017 年特首選舉方法改革失敗，香港會跌進一個高速下沉的漩渦。和平佔中便是要警告各黨各派必須放下歧見，為這城尋求出路。
梁振英的誠信沒法代替制度的制衡
今天我們的政治制度已無法治理這樣一個多元開放又充滿矛盾的社會。特區政府的領導層缺乏監督制衝，造就了像曾蔭權、許仕仁、湯顯明等一群為討好權貴而不惜破壞公職人員多年來恪守的公共精神的人。我們對一般公務員收受利益、酬酢等有詳細規定，但對於頂層官員卻缺乏監管。我曾任廉署諮詢委員，認識一些廉署朋友，他們都是品格正直、敬業樂業的人。目睹湯顯明任專員時那種官架子、送禮風，痛心疾首卻敢怒不敢言。當然，廉政專員只向特首負責，曾蔭權在任時比湯更敢於接受款待，甚至不避嫌要入住財團為他準備的退休大屋。如何期待他能整頓朝綱？ 至於對特首本人的監督，中央在回歸後基本上是放手不管，特首大可自把自為。直至2003 年七一遊行後，中央開始深度介入香港事務，特首與大陸官商交往更趨頻密，以另一方式引發腐化的危機。梁振英以為只要與前朝切割、本朝奉行節儉便可。但事實是他的誠信沒法代替制度的制衡，更不要說保證以後不再出現另一批曾許湯了。香港還不實行特首普選，如何監督這些失控的權力？ 如果沒有普選，憑什麽令政府回應社會的訴求，打破財團的壟斷，締造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弔詭的是，這個政府在拒絕社會監督的同時，亦沒法在社會上獲得到足夠的支持。小圈子的選舉被土共和財團壟斷，為保票源，特首候選人即使落區做公關頭上都戴着金剛箍，無法透過選舉工程動員社會力量支持政府施政。回歸後3 位特首，在議會上與有六成市民支持的泛民從親疏有別變成敵我矛盾，在社會上亦與公民社會關係日趨緊張，抗爭無日無之。其實現代社會多元複雜，政府任何舉措都會「順得哥情失嫂意」。西方政府即使有足夠民意授權去推動爭議性政策，亦面對愈來愈網絡化的公民社會的挑戰，必須學習「調適型領導力」，讓不同持份者商議解決方案、共同承擔後果。相反，特區政府一方面仍繼承政務官精英心態，以閉門造車為傲；另一方面歷任特首亦與社區缺乏深入的聯繫，推動政策時往往孤身上路，沒有政策伙伴願意同辱共榮。面對民意反彈，缺乏認受性的政府因為心虛便猶豫不決。想一想當年八萬五和今天港人港地政策，理應有不少泛民政黨、學者以至公民社會願意支持。如果有這樣一群政策伙伴，政府在制訂政策時會更能「落地」、政策出錯時會更快得到信息回饋、政策失敗時可共同承擔責任。但今天不少社會精英都覺得走近梁振英都有"guilty by association" 之感，如何期待這樣的政府能大展拳腳，福為民開？
一個又缺乏監督又缺乏支持的政治體制無法治理香港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年輕人在地產霸權、社會空轉、苦無出路的鬱悶中亦愈趨躁動。更為重要的，是被公民/ 通識教育啓蒙的一代，已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強暴地將大部分市民排除於外。最近我面試一群成績非常優異的中學生，聽他們批判功能團體令議會不代表民意、拉布的合理性、反國教的意義等等，令我感到北京如何築堤防洪，民主潮流真是勢不可擋。而只要多在網上瀏覧，便會發現愈來愈多年輕人覺得只有更「勇武」的抗爭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而即使香港不能獨立，亦只有全面抵抗大陸化，甚至以「蝗蟲論」攻擊自由行，才能保住香港的核心價值。在這樣一個情勢下，中央如不顧國際社會對普選的理解，要在2017 年特首普選的提名安排中強加限制令泛民無法參選，後果會是怎樣？ 泛民當然無理由投票支持這樣的一個方案，政制便會原地踏步，只能等待2022 年的另一輪政改。而根據人大常委的決議，立法會普選要等到特首普選後才能進行，亦即是2024 年。香港能等嗎？ 年輕人會等嗎？
只要我們將眼光投向前方，你就會見這次政改失敗後，年輕人如何在街頭衝向警察、更多自由行客與港人吵鬧、中產階級日生厭煩而思考要不要下一代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如果你還是想像不到，我可帶你去一個場景——月前《陽光時務週刊》舉辦了一個佔中論壇，在現場的一位記者向我如此描述：本土運動旗手陳雲演講時，愛港力支持者大吵大鬧；愛港之聲高達斌說話時，本土運動支持者便報以噓聲；到長毛發表演說，兩個陣營都同喝倒采。而當温文爾雅的戴耀庭解釋「和平佔中」時，現場人聲沸騰，沒有人認真聽他說話。「兩極分化，中間力量迅速消散」，這便是政改失敗後未來香港的圖像。
愛與和平的真諦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便是要以非暴力但強烈的方法提醒北京和香港各界人士，我們正一步步走向政改懸崖。運動要建立一個收集和表達民意的平台。我們亦不惜用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來守護普選的國際標準此底線。我們會透過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讓市民討論政改方案，亦會透過公民授權讓市民在街頭或網上對方案投票。我們亦期待立法會各政黨與中央及特區政府，協力尋找一個既符合《基本法》亦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
可惜自運動開始以外，除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能掌握形勢的險峻外，北京和本地建制派只懂埋首沙堆、危言聳聽、惡毒攻擊甚至以拘捕和平佔中的義工來製造白色恐怖。有部分人帶着善意表示擔心運動「和平開始、暴力告終」，而看不到硬要在香港實行大陸式的普選，佔領行動是一定會發生的。現在由我們三子發起「和平佔中」，比起由年輕人帶領，究竟何者更能避免暴力衡突？ 因此，有人說我們「持刀逼婚」，是完全不理解愛與和平的真諦。我們手執的是一支短棒，不是武器，更不是刀。我們所做的，就像古代村落的夜巡者，竭力敲鑼打鼓，警告村民不要沉睡。因為，災難正在發生當中。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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