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February 28, 2011

潘小濤﹕茉莉花革命將如何影響中國?

潘小濤﹕茉莉花革命將如何影響中國?
(明報)2011年2月28日 星期一
【明報專訊】「茉莉花革命」對中國的影響,逐漸顯現,除多個城市出現小規模「茉莉花集會」,北京也大舉搜捕較開明的維權律師、作家等。中國的政體與「茉莉花國家」很相似,貪污腐敗、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等問題也如出一轍,即使在強力鎮壓之下,民怨只能以零星抗爭宣泄,無法形成大規模街頭運動,但對北京已造成極大衝擊。事實上,北京當局已在部署因應。

本月中,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明白地告訴各級幹部,中央將如何回應民怨變成民亂的挑戰,地方幹部必須做好8項工作予以配合。

其主要構思是,強化政府、中共各級組織及其外圍團體的共青團婦聯工會等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及國營企業都被賦予社會控制的職能,從而構建一個覆蓋全國、組織嚴密的監控網絡,更有效「管理」13億人。胡錦濤還提及互聯網的管理,「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資訊網路管理,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準,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

至於軟的策略就是設立機制,「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近日北京已增加「派糖」力度,中央跟地方政府簽下軍令狀,限令今年建成1000萬個保障房(公屋)單位,副總理李克強更表明,這是「硬任務」,各地應盡早開工。

領導人還執迷不悟?

這些措施和構想,既為應付日益增加的「群體性事件」而設,也是要對付來勢洶洶的茉莉花革命,加強互聯網管理更有極強針對性。

這次茉莉花革命,被視為互聯網興起的結果。互聯網揭露真相、刺穿政治謊言的能力,正是摧毁專制獨裁的「獨門武器」,中共對此焉有不明之理。「茉莉花集會」後,北京立即收緊網絡防火牆,封掉大部分中國網民上twitter圍觀集會、獲取茉莉花革命資訊的中介網站,增加更多敏感詞以過濾及阻截外國資訊。在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前,北京當局已對互聯網實施嚴格管制,其防火長城堵截網頁的能力已是世界之最,更何况還有網站管理員負責刪除內容敏感留言和文章,網絡警察追蹤監控網民。近年已有數以百計網民因在網上發表「反動言論」,被傳訊、跨省追捕及入獄。可以預見,北京對互聯網監控將「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這也是茉莉花革命對中國的衝擊之一。

更令人憂慮的還有公安勢力的藉機膨脹。過去幾年各地抗爭(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雖然規模不一,但大多跟老百姓房屋土地被奪、賠償被中飽私囊、官員貪腐有關,而最後都靠公安武警鎮壓。民間抗爭愈激烈,對武裝力量的依賴日增,不僅令2009年維穩經費激增至逾5000億元,超過軍費開支,更令警權急擴。公安看守所不斷發生離奇死亡個案,任意拘捕、逾期拘留的例子不勝枚舉,「我爸是李剛」式事件無日無之。重慶為打黑反貪,公安就擁有莫大的法外特權,重慶公安的地位在當地可說如日中天,嚴刑逼供「涉黑」商人及官員、罔顧法律拘控辯護律師等,皆被視為合法的打黑手段,令稍有起色的法治再現倒退。

過去,北京當局就是以威迫利誘方式應付民間的怨氣,到頭來卻製造更多群體性事件。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已被事實證明無法妥善解決中國的深層次矛盾,唯一出路就是改革制度、切實還政於民,難道中共領導人還執迷不悟嗎?

慈善的网络出口

慈善的网络出口
南都记者 鲍小东
南方报业新闻 2011年02月16日 南方都市报
  2010年12月28日,7年级学生李开富在学校吃到一份免费且有肉的午餐。那天,他所在的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红旗中学杀了3头猪,猪是几个网友自带资金购买的。这是一个叫“信天助学”的淘宝网店发起的2011年元旦慈善晚宴的一部分,该网店之前共拍卖了45头虚拟的猪,后用筹得的资金购买了45头猪,加上赶到宁蒗的网友们自带资金购买的10头,共55头猪,在宁蒗26所学校宰杀,给学生们分食。

  捐助者均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的网民,在受惠的贫困山区宁蒗,人们啧啧称赞着网络的神奇。

  网络正成为普通网民参与公益的主要渠道之一,而很多公益机构和知名网站均顺应潮流,合作开展网络筹款。就在去年11月份至今,淘宝网分别在北京和上海面向合法注册的基金会和NGO举办了两场开通淘宝公益网店的培训,报名者踊跃。淘宝网资深社会责任工作专员霍庆川乐观估计,到今年年底,将有500家NGO开通淘宝公益网店,义卖销售总额达千万元。

  更重要的是,网络正成为募捐模式创新的主要平台,这些创新使得公益行动更加公开、透明、互动,如建立可靠的机制,它或会成为公益机构募捐的主要途径。

  像“信天助学”这样由个人发起的募捐,就是网络时代的“微公益”,虽然不一定合法,但可能是很好的创新。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窦瑞刚

  网络募捐使得慈善效率提高,只要国家不干涉,网络募捐肯定会成为主流。因为效率高,成本低,影响大,趣味性强。

  ——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建刚

  南都记者 鲍小东



  “信天助学”在宁蒗贫困学校举办慈善宴会的活动从2010年3月份就开始了,每次只宰杀几头猪,在几所学校让孩子们分食。元旦慈善晚宴的规模是超前的。

  参与监管的浪蕖中学的教师浦理智并不认为慈善晚宴是一种好的捐助形式,他更倾向于“一对一”的资金助学,“慈善晚宴吃了一顿就没有了”。但捐助的网友们热衷这种形式,从元旦到1月20日,“信天助学”的淘宝网店又拍卖了30头猪。

  民间并不缺乏慈善热情,网络正成为慈善的重要出口。在微博上,名人或者很多在某个圈子拥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们常常就某个特定事件发起募捐、义卖。

  在2010年西南大旱时,明星梁咏琪于3月25日生日当天发布微博,号召网友关注西南地区旱情,并承诺只要这条微博被转发一次,她就为灾区群众捐出1元钱。姚晨也在微博里表态,将按照3月28日24时自己微博的粉丝数量认捐,她将以每一位粉丝1角钱捐款至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援灾区。

  今年春节前夕,有知名媒体人发出一则微博称:感谢“博客天下”给我这个“博客的善意”奖。奖品是三星银河tab智能平板手机,本想把它给袁成,但又想折算成现金对他更有意义。现拿出来微博拍卖,请跟帖竞价,最终拍得的钱全归老袁,随他咋花,就算咱们大家过年了送他的红包。

  袁成是山西黑煤窑中失踪的窑工袁学宇的父亲。

  同样在春节前夕,由歌手周云蓬、小说家李西闽等人发起“紧急筹款,玉树州钟声苏醒学校”的网上募捐,不到一周时间,筹得了所需的17万余元资金。

透明度

  “信天助学”通过网络发起捐助,在2000年就开始了。

  它的发起人是闵杰章,在北京工作,网名为“信天谨游”。他热爱旅游,2000年曾独自骑着自行车,游历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四川等地。经过宁蒗时,沿途破旧的校舍让他心惊,于是返京后开始在网上发起募捐,以宁蒗为主,在云南和四川修建小学。到2010年1月,“信天助学”已修建了106所学校,4条山路、“一对一”资助学生2000多名。

  “一对一”资助中,捐助人每学期捐一次,初中生150元,高中生700元,小学生80元或100元。

  2010年秋季开始,“信天谨游”又发起了“早餐计划”,即每人每天捐1元给一名学生买1个鸡蛋作为早餐。目前在宁蒗的两所学校和一所学校的初三年级学生中,开展了“早餐计划”,受益学生六七百人。

  和早期的网络募捐形式一样,“信天谨游”起初也是在自己熟悉的论坛上发帖募捐。

  “早期的网上募捐往往是以事件为引子,在论坛发布求助信息。”震旦记公益信息中心总干事卢昱说。“震旦记”是一家帮助NGO公益信息化的开发的组织。卢昱认为,此种行为不属于公益行为,但是善举。不过,一旦出现问题,会对慈善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近年,有一些网民在网络上发布虚假的求助信息,导致网络捐助遭遇诚信危机。早在2005年,有网友“楚贝勒”就撰文认为,发起募捐一定要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真实性,然而还有一系列问题并非个人募捐所能解决的,如捐款流向如何监管?捐款超额部分如何处置?甚至当捐助对象发生重大变故,如突然离世,款项如何处理?……因此他建议,这种网络募捐应与当地正规的慈善机构合作。

  其实,“信天助学”是至今尚未注册成立的NGO组织,却能持续10余年发动网友捐资助学,透明、公开是成功的秘诀。

  每次举办的慈善宴会,“信天谨游”都会派一名网友到现场监督整个过程。

  2011年元旦慈善晚会规模巨大,因此,除了几名网友到达现场主持几所学校的晚宴外,主要由当地的志愿者浦理智负责。浦理智要统计各个学校的人数,计划好每所学校需要宰猪的数量,报给“信天助学”,“信天助学”再将款项打入浦理智的账户。接着,浦理智打电话通知学校先购买好猪,然后他亲自或者委派他人带钱赶到学校,看到猪后付钱,学校要在收款单上签字、盖章。最后监督他们宰杀,监督学生们吃完饭,并拍照。聚餐结束后,“信天助学”将所有资料和明细表发到网上。

  除了浦理智之外,“信天谨游”在宁蒗还发展了几名志愿者,包括宁蒗医药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浦礼顺等人。志愿者们主要帮助“信天助学”核实信息并一定程度地参与执行,而“信天谨游”本人两三年才来宁蒗一次。

  至于“一对一”捐助的贫困学生,则由学校推荐,然后将学生资料和照片传给“信天助学”,“信天助学”在核实信息后,将捐助资金打到浦理智的账户,浦理智则要亲自到学校发放款项,由每名接受捐助的学生亲自签名按指印。“早期计划”也需要浦理智亲自到学校,接受捐助的学生也要签字按指印,这些资料最终由“信天助学”提供给捐助人,或在网上发布。

  由于受助人数达到2000人左右,浦理智的志愿工作很繁琐,他所在的浪蕖中学每周只给他安排8节课。

  对于修建的校舍和山路,“信天助学”在得到当地相关部门许可后,先期做好预算,并列出明细表,然后到网店拍卖修建权。修建好后,“信天助学”仍然公布详细的资金使用情况以及修建好的校舍照片等等。

  因为公开透明,“信天助学”得到了大量网友支持,规模越来越大,志愿者浦理智感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甚至建议“信天谨游”将规模控制在适当范围,但“信天谨游”开导他说,“我们不能阻止别人慈善的心”。

  “既然别人将钱都给你送来了,你就不能帮助一下?既然我接受了朋友(指‘信天谨游’)的委托,就要把事情办好。”这是浦理智坚持下来的理由。

筹款难

  所行乃善举,但“信天谨游”面对媒体采访却选择了婉拒。他担忧的是“信天助学”的身份问题。因为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除了具有公募权的组织之外,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均不能发起募捐,但义卖则是被允许的。

  所以淘宝网在培训开通公益网店时,针对的对象必须是合法注册的NGO,他们在网店上通过义卖公益产品和捐赠物等获得筹款,从事公益活动。

  “为了便于信任度的建立,建议合法基金会和NGO不要以创办人个人身份注册网店,公开的也不应是个人账户。因为我们认为,在各种注册机构中,以个人名义注册的网店和公开个人账户的,获得的支持最小,因为信任度最低。这也是出于资金安全的考虑,和对会员的负责。”淘宝网资深社会责任工作专员霍庆川说。

  在培训时,他还在要求注册机构注册的ID要和机构全称完全对应,要在网店上对本机构、公益项目进行详细介绍,并在义卖、开展公益项目时,做到完全公开透明,并将所有信息及时反馈给捐赠人。

  去年11月,淘宝在北京做了一场培训,共100多人参加,今年1月份又在上海做了一场培训,有几十人参加。淘宝网社会责任部资深总监王凯称,之所以推出这一培训项目,是因为淘宝发现基金会和NGO对淘宝有需求,但困于技术瓶颈。

  对于我国大多数基金会和NGO来说,筹款难是普遍现象,他们急于开拓渠道。

  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是在省民政厅注册、由省卫生厅主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多年从事麻风防治、服务麻风康复者等工作。其秘书长陈志强1月26日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透露,该组织正在和一家网站进行网络筹款的设计。因为“尤其对于草根NGO来说,通过传统的方式筹款越来越难”。

  他分析说,目前中国NGO的主要资金来源仍靠境外资金,比如“汉达”90%的资金来自境外,这种资金构成在我国GNO中非常普遍,但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资金大幅减少,所以NGO获得的境外资金额度越来越少,近三年来,“汉达”获得的境外资金每年以20%的比例递减。

  获得国际资金的青睐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往往是对方对你有所了解,或者被第三方介绍,有媒体报道等等,并需要和他们开展的项目相对应。而且,国际资金的可持续性较差,某个项目做完了,就不再支持了。

  “表面上看来,近年中国本土成立了很多基金会,本土资金也很多,但草根NGO很难拿到资金。基金会说,缺的不是钱,而是好的项目。他们或者都涌入环保、教育等热点领域,或者通过比赛、评选,支持创新项目,或者与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合作,以塑造自身的形象,获得最大效应。”陈志强说,“但是,实际上,NGO是丰富的,不仅至属热点领域,服务不一定是创新的,很多是常规服务。基金会的这些意识不利于NGO的整体水平的发展。”

  层出不穷的草根NGO在这种情况下大多资源匮乏,生存维艰,而网络渠道给它们提供了某种契机。

擦边球

  淘宝网资深社会责任工作专员霍庆川观察,在他们对NGO组织进行公益网店培训之前,只有十几家自发创建的公益网店,既有合法基金会NGO注册的,也有未获得合法身份的草根NGO以创始人个人身份注册的。如“信天助学”,是在2010年1月5日开的店。

  经过培训后,新增了30多家。

  霍庆川称,培训前,除了少数如绿色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麦田计划等知名组织外,其他公益网店筹款能力都很低,培训后,各家NGO对网店十分重视,安排专人打理、更新,成为机构重要的筹款渠道。

  他以一家叫做“瓷娃娃”的NGO组织为例说,该组织于2010年1月注册网店,到11月,义卖几乎是零,经过11月份的培训,成效显著,一个月的时间销售贺卡2000张,每张20元。所以他乐观估计,到今年年底,将有500家NGO开通淘宝公益网店,义卖销售总额可达千万元。

  霍庆川的乐观是有根据的。大量数据和事实证明,网络正成为除线下慈善捐助点、银行汇款、邮局汇款等外的新型捐助渠道。2008年汶川大地震则是国内公益组织转型的起点,网络捐赠的便捷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的机构和慈善组织在震后纷纷和电子支付平台合作,开展网络捐助活动。据统计,易宝支付、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曾在汶川地震后为灾区募集善款均超过2000万元。

  震后至今,第三方支付平台纷纷和公益组织合作,前者为公益组织提供免费、高效的捐款通道。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发生7.1级地震。易宝支付、财付通、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企业纷纷联合公益机构开通网上捐款平台,提供给网友最便捷的捐款渠道。截止到4月25日19点,仅支付宝累计49167名用户献爱心,共捐赠262.5118万元。

  网络募捐的主要优点除了便捷、透明外,更可以突破很多限制。比如,只有获得公募权的组织才能公开募捐的法律规定。

  震旦记公益信息中心总干事卢昱认为,这一规定限制了慈善事业的发展,而网络则克服了这一障碍。据他研究,很多机构只将网络作为中介,所有募捐都是点对点的,中介组织最多收取管理费,或者不收费,“这可以说是非法,也可以说是合法的。属于灰色地带”。

  比如“施乐会”致力于帮助困难群众,为有能力帮助他人的爱心人士提供一个献爱心的平台,该组织的口号是,确保每笔善款“公开、透明、直接、即时、全额、”到达受助人手中。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是在青海省民政厅登记的非盈利性民间社会团体,其使命是为青海等西部地区青少年提供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和改善成长环境,其项目有:一对一资助、奖学金项目、夏令营项目、学校硬件设施改善项目、物资捐助等。

  他们只负责维护管理网站、调查核实信息、发布信息、回访、持续跟踪等等。而从募捐成果来看,施乐会和格桑花已经成为两个成功的案例,格桑花成立于2005年2月19日,至今已募集2000多万善款。

微公益

  网络募捐的另一重要优势是,使小额捐赠成为可能,使“平民公益”得以实现。而这也是“汶川大地震”之后公益机构的一次升级转型。在这方面,腾讯公益网的转型具有典型意义。

  据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窦瑞刚透露,从2007年6月腾讯公益网上线到2008年1月,捐赠总额不到1万元,2008年雪灾,网友在两个星期内捐赠10万元,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爆发,腾讯携手壹基金,一个星期内网上募捐1000万元,1个月内募捐2400万元,但是从2008年6月到2009年6月,捐款下降到200万元。

  因此,2009年6月,腾讯联合壹基金等公益组织启动月捐计划,该计划倡导爱心人士,通过每月捐10元钱的小额捐款形式,长期关注和支持公益项目。同时,腾讯旗下的财付通特推出网络首创每月从财付通账户自动捐款服务,爱心人士通过签署财付通委托扣款协议书,就可以每月定期定额向自己关注的公益项目自动捐款,轻松献爱心。

  2009年9月,月捐计划开始推广,到2010年9月,月捐金额达到1500万元,到2011年1月24日,月捐计划共筹款1708万元,共54万网民参与月捐计划。

  “通过银行、手机短信、邮局等方式捐款,都需要收取手续费,而且你不可能为了捐10元钱跑到邮局、银行去,因此,只有网络使得小额捐赠成为可能。”窦瑞刚说。

  窦认为,月捐计划的真正价值是,改变传统慈善理念,以往慈善只是富人的权力,而网络实现的月捐计划,使得80%的普通人凝聚起来的力量可能超过20%的富人,并实现“公益的1.0”到“公益的2.0”的升级,1.0理论是指公益是少数富人的专利,2.0则是指人人参与公益。

  无论是腾讯和公益组织联合开展网络募捐,还是“格桑花”、“施乐会”的擦边球之举,还是NGO组织在公益网店的义卖,还是“信天助学”这类个人发起的募捐,在窦瑞刚看来,都应当鼓励。

  他认为,像“信天助学”这样由个人发起的募捐,就是网络时代的“微公益”,虽然“不一定合法,但可能是很好的创新”。他建议这些组织,在执行项目时必须透明,避免炒作,“免得所有尝试都被一棍子打死”。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建刚认为,“微公益”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目前获得公募权的机构还很少,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只投钱给自己信任的机构,此外,一些慈善组织因为负面新闻或者不透明等因素,给民众捐款积极性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而网络激发了民间募捐。网络募捐使得慈善效率提高,只要国家不干涉,网络募捐肯定会成为主流。因为效率高,成本低,影响大,趣味性强,有的募捐和电游等结合在一起,吸引年轻人募捐,所以应该鼓励这些新现象,而不是打击。与此同时,应该让更多民间组织获得公募权。”朱建刚说。

  而震旦记公益信息中心总干事卢昱认为,虽然“微公益”创造了公民实践的机会,但不应该让其成为主流。窦瑞刚也建议,个人发起的募捐最好与合法公益组织联合起来,因为“个人的精力有限,也不够专业,职业化、专业化才是公益发展的方向”。

  卢昱说,职业化、专业化才更为有效,因对某些公益组织的不信任而产生的“微公益”所付出的成本很大,比如要动用了大量志愿者资源等等,“因此,合法公益组织应更加公开、透明,最大程度提高公众的信任度”。

金融天后籌億元基金

中環金融天后 籌億元基金
林曼雅「劫富」濟窮孩

2011年02月28日
【記者呂焯均報道】中環是財金天堂,年輕基金天后林曼雅在這裏替客戶賺錢,同時默默地還富於民,游說客戶為貧困孩子捐款。她的助手要幫手處理她的慈善工作,聘用她的基金公司也要把部份盈利捐出來。這份善心獲得熱烈響應,短短一年多超過 50名客戶及合作夥伴已合共捐出數百萬元。這位中環金融天使還親手成立慈善團體青苗基金,又正在游說城中巨富籌募 1億元。出身新移民的小女孩,初時一個英文字母也不懂,林曼雅願意終身奉獻,改變孩子的命運。

游說賺錢客戶捐盈利

林曼雅年僅 30多歲,已成為跨國私募基金公司福布斯私人資本集團(亞洲)總裁,工作是為一些需要資金的項目,找尋配對的投資者,每個項目由數百萬美元至逾億美元。她與客戶建立互信的關係,繼而建立緊密的人際網絡,當他們項目賺錢,她會主動游說客戶捐出部份盈利,幫助貧困家庭兒童,「多數都好順利,其實好多人都有心,只係平時無接觸慈善工作,所以一聽到呼籲,就即刻響應」。

她說,福布斯集團前年找她出任總裁時,她提出條件,上班時間她會兼顧一點慈善工作,她聘請助手時,會向應徵者講明,有需要時要協助她處理一些慈善工作。她是新成立慈善組織青苗基金董事,青苗最近為中大的企業社會責任課程籌款,設獎學金讓學生參與社會服務計劃,她說服福布斯集團捐款資助。

林曼雅原居廈門,父母為了她的前途,在她 7歲時舉家移居香港。父是醫生,母是教師,但來港後父親要做工廠,後進入左派報館做記者,母則在工廠做文員。「嚟到香港,去荃灣中心租住一個 100多方呎分間房,第一次見到升降機,我以為就係自己住嘅地方」。數年後遷入青衣的公屋,居住環境才改善。初來港時,「睇電視人哋講廣東話,我以為係英文」,但一個月後她靠電視已學懂廣東話。

為助人須有賺錢工作

父母從小對她身教,母親在內地教書時,常帶家長無暇照顧的學生回家,每月又總有多天去了家訪,剩下她一個人交鄰居照顧。父親在港時親自帶她去沙灘游泳,去中文大學參觀,鼓勵她做運動,讓她見識大學。小學時英文成績很差,她加倍努力,中一上學期只考得 60分,下學期已全班第四,中四更獲選為傑出學生。

自小她已懂得為善最樂, 92年中六時,她負起為一個學生交流活動籌款的責任,獨自約晤九鐵、中旅社等,成功籌得近 20萬元。

她想到幫助更多人必須有一份賺到錢的工作,以及做一個有權去分配資源的人,於是她在中大選修財務學。畢業後她考入滙豐做國際訓練學員,派到倫敦及紐約受訓。在美國時加入私募基金公司,回港加入滙豐,兩年前進入福布斯集團。

Sunday, February 27, 2011

「青年公民」

廿多人灣仔聲援內地茉莉花 (15:36)
Facebook群組網民和「青年公民」共廿多人,下午在灣仔金紫荊廣場集會,聲援內地的茉莉花革命。

他們高呼口號,聲援茉莉花革命,結束一黨專政,也有要求本港實行雙普選。

(即時新聞)

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

溫家寶關注農民工子女上學 (10:40)
總理溫家寶表示,必須採取「兩手」措施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7日上午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與網友線上交流時表示,必須採取「兩手」措施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

溫家寶在回答網友關於農民工子女在城裏入園、上學難的問題時表示,大批農民工進城以後,他們在生活上存在許多困難,諸如像社會保障問題、子女入學問題,但他們最為關心的還是孩子上學問題。

溫家寶說,現在進城的農民工多達2.4億,如果這些農民工都把孩子帶出來,那麼城市的學校負擔就很重。如果他們不把孩子帶出來,那麼在農村就存在著一老一小的問題,孩子得不到父母直接的關愛。

「這是中國存在的一個獨特問題,我們必須採取『兩手』措施解決。」溫家寶說,一手就是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把農村的學校建好,使優質教育資源不要都留在城市,讓好的教師到農村去支教;另一方面,我們對農民工進城、孩子上學不因戶口而受到影響,特別是義務教育。

他說,現在比如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應該說在社會承載能力上已經很重了。但北京市委市政府還是花很多錢、用很大的精力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的問題,千方百計保證他們能夠享受義務教育。

(新華社)

教局違英皇校管會章程

林超英促不記名減班表決
指教局違英皇校管會章程
【明報專訊】英皇書院在減班會議的決定,被指涉嫌違反章程,當天主持會議的教育局官員兼校管會主席譚貫枝因為「阻止」投票進行,遭一群英皇舊生批評,舊生不排除司法覆核當晚的議程。英皇書院同學會長林超英提出,教局應組織一次獨立人士在場的不記名投票,讓校管會成員自由表達是否支持減班。

英皇書院的學校管理委員會日前開會討論是否減班,在準備表決時,教育局官員兼校管會主席譚貫枝突然制止,並隨即宣布已接受教育局減班決定,局長孫明揚隨後更說,「總要有人作(減班)決定,不可以樣樣事都表決」。

斥自願減班是謊言

英皇同學會昨日舉行同學會晚宴,會上未有討論減班,但一直反對英皇減班的同學會長林超英昨發表網誌,直斥當局由「自願減班」變成「指令減班」是謊言,「希望有關人士迷途知返」。他引用英皇校管會章程指出,「會議中決議須由投票決定」(見表),指教育局表示「不能事事投票作出決定」是有違章程條文。他表示,教育局應以一個有承擔的態度,組織一次獨立人士在場的不記名投票,讓校管會成員在沒壓力氣氛下,自由表達是否支持減班。

教局反駁:列明應推行教局政策

對於違反章程的指摘,教育局回應說,理解有持份者對英皇參與減班存有疑慮,已在校管會聽取意見,表示如其他官校,英皇校管會章程已列明,校管會應採納政府的教育目標,積極推行教育局倡議的政策,並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負責,但未有就校管會是否可就個別議題投票作回應。

校友:下月商討法律行動

有份出席同學會晚宴的英皇校友兼英皇同學會小學校監李傑之說,不少舊生表示對英皇減班非常失望,同學會下月底會召開會議,商討向教育局提出重新投票的可行性或任何可行的法律行動,認為「現時只是參與減班的截止日期,不是推行減班日期,不代表決定沒轉圜餘地」。家長校董何詠瑤表示,不排除就「被拒投票」一事提出司法覆核,但仍有待收集其他持份者的意見。

而當日有份參與校管會會議的校友校董鄭文容憶述,當日校管會開會時,是由他提出就減班以投票表決,但主席譚貫枝不同意投票決定,隨即宣布英皇跟隨教育局減班。他說︰「作為『文明人』,明知改變不了當局決定,結果『煮到埋就要食』。」他表示,如今事件得到如此巨大迴響,認為是「下策」,主席無權制止校管會採用任何方案作表決。

學者引法例:校管會有權投票
【明報專訊】對於英皇書院減班的校管會章程爭議,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根據《教育條例》,當局無權干預校管會投票表決減班,反對者有強烈法律理據提出司法覆核。

港大法律專業學系助理教授張達明表示,根據《教育條例》第32條,「每間學校均須由其校董會管理」,雖然官校無法團校董會,但學校管理委員會有權管理學校事務,包括以投票方式表決減班,即使教育局引用校管會章程突顯辦學團體的權力,但無論結果如何,校管會都有權先以投票表決減班。

張達明認為,林超英引用校管會章程,指「校管會須事事投票決議」,其實已非爭辯重點,只要持《教育條例》第32條,已有強烈法律理據,就被阻投票一事提出司法覆核。

聖雅各福群會

棄桔變果醬贈基層
【明報專訊】農曆新年過後,有人把年桔製成「鹹柑桔」,但更多人會把年桔棄掉。太古集團的太古基金與聖雅各福群會合作,在太古轄下商業大廈收集了32盤「棄桔」,昨日由義工製作成300樽桔味果醬,轉贈領取食物銀行的基層受助家庭。製作金桔果醬要把年桔切開去核,再壓成果蓉,混入白糖、黃糖和清水煮兩小時,放涼後入樽便完成。

大浪西保育

建築師﹕環境村民同需保育
推大浪西灣新設計 諮詢公眾
【明報專訊】大浪西灣去年中被大興土木,社會要求保育大浪西灣之聲不絕,政府亦已凍結該處的發展。有慈善團體委託著名建築師季鐵男為大浪西灣設計保育計劃,在季鐵男眼中,保育並不等於零建設,他直言不能只顧保育大浪西灣沙灘的美景,而置破爛的村屋於不顧,除了保育環境,村民亦一同要「保育」,要為他們創造有活力的社區。

現於挪威卑爾根建築學院兼任教授及主持乙建築工作室的季鐵男,去年受團立基金會委託設計大浪西灣綜合復育計劃,並於11月從挪威抵港,實地在大浪西灣考察一至兩星期。季鐵男憶述當時只見到幾個老人家,狀甚可憐,社區沒有年輕人,他印象最深是有年長女村民見到外來人便很反感,以為要對她不利,「(我們)要先經村子才到沙灘,那些村屋很破爛、很糟糕,不應該讓村子這樣,只讓沙灘很美,我們需要整體保育」。

季鐵男設計的保育計劃,包括復耕、興建旅舍、設立市集等,但方案只是提供方向,「全香港人也是client(客戶),所以這個(計劃)只是一個方向,要再經大家討論,再選真正要走的路」。

旅舍建議遭「反應式」反對

足幾乎遍及全球的季鐵男指出,外國人或多或少會自發地保護環境,「香港過度都市化到一個階段,近5、6年開始有人注意要保護環境,談論保育環境對香港人來說還是新事情」,他指出,港人反對他的方案屬「反應式」,「破壞太多,突然為意要保育環境,所以對任何改動都反對,只知要保留、要保留,但沒有想如何保育」,他認為總不能封閉大浪西灣,更不能趕走住在那裏的村民,所以他提出的方案,希望可給公眾一個方向,再讓他們思考人與自然的保育應該如何做。

鄉村建設供村民自足

對於不少人反對興建旅舍,但季鐵男認為旅舍與旅遊沒有直接關係,那可用作展覽等其他用途,而且這些旅舍只佔整個計劃面積約3.8%,相當於10間丁屋,不會破壞環境。他續指出,「(公眾)以為要開發、破壞,我們做的是另一個方向」,他的計劃有兩大前提﹕保護大自然和保障丁屋權。「開發」的背後是有市場經濟,為創造財富、利潤,但他們提出的方案則屬「鄉村建設」,並非為牟利,保護自然環境之餘,創造可以自足經濟活動,維持村民生活。

建設需協調人與環境

季鐵男指出,有3種大自然保育,第一類是野生、具生態多樣性的地方,例如濕地;第二類是值得保護的特殊景觀,例如地質公園;第三類則是優美自然環境,並有人居住。首兩種地方是人們不能碰的,需要高度保護的地方,大浪西灣則屬於第三類。季鐵男常常在歐洲看到這個情,「好看的地方有人住,他們也需要社區,要學校、商店,我們不能關起人,需要人與環境能協調的建設」。

明報記者 黃靜雅

病人互助組織聯盟

50藥物擴資助
糖尿腸癌病人受惠
【明報專訊】財政預算案提出於2011/12財政年度向醫管局額外撥款2.37億元,擴大藥物名冊內超過50種藥物的臨使用,包括治療癌症、糖尿病,以至重型地中海貧血病,今年4月1日起實施,預料5.2萬名病人受惠。有病人組織歡迎當局新措施,簡化用藥程序,令醫生處方用藥更為有效。

現時公立醫院病人要服用專用藥物,須由醫生證明其他資助藥物無效才可處方,由病人自費使用。

自費2萬元 4月後只需10元

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表示,其中一種治療直腸癌的化療藥「卡培他濱」,由過往病人自費2萬元一劑藥,4月起將改為受資助藥物後,病人按醫生處方,付10元藥費便可接受療程,療期最長可達16星期。

至於治療重型地中海貧血症的口服除鐵藥「地拉羅司」,4月納入擴大臨使用範圍後,醫生可直接處方,成為第一線藥物。

可直接處方合成胰島素更有效

醫管局總藥劑師李詩詠稱,以往糖尿病人可能接受多種胰島素治療,難以控制病情,出現低血糖情。擴大藥物名冊後,醫生可直接為病人處方合成胰島素,治病更有效。張偉麟表示,2011/12年度醫管局的藥物總開支高達33億元,較2010/11年度29.6億元,增長11.5%。當中2.37億元用作擴大藥物名冊,另外1億元用作引入新藥。

病人互助組織聯盟副主席張德喜歡迎當局擴大藥物名冊,他說:「以往這5萬多病人,現有1000多種受資助藥物都幫不了他們,又要由專科醫生處方,試完所有(受資助)藥物,先可試到這50多種藥物,將來簡化程序,令病人受惠之餘,更可小心用藥。」

Saturday, February 26, 2011

「家長匯習」

守護天使計劃 教家長防濫藥

【明報專訊】為提升家長對毒品的認知及應對能力,於家庭層面預防青少年吸毒和濫藥,《明報》與慈善機構「家長匯習」明天合辦「家庭守護天使」計劃啟動禮暨分享會,邀請多位名人和過來人分享經歷。

明辦啟動禮兼分享會

藝人鄧萃雯和中大校長沈祖堯將分享培養青少年正面價值觀的重要,曾在毒海沉淪多年的鄧淑儀亦會分享家庭如何改變她的生命。主辦機構希望參加者可藉活動,了解他們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如何擔當「守護者」角色,並在啟動禮後開展一系列針對家長的教育活動。

為期兩年的「家庭守護天使」計劃,以地區講座、裝備課程、網上教材和家長間籌辦小組等活動,協助家長「成長」。其中,機構會舉辦一系列「標靶專題」講座,讓家長緊貼青少年吸毒現;「裝備課程」則以教導家長為主,讓家長學習認識和管理自己,提高處理親子關係能力,期望能有效協助子女成長。

英皇校董擬覆核減班

減班投票被阻 英皇校董擬覆核
孫明揚:意見差不多 總要有人決定
【明報專訊】老牌官校英皇書院的學校管理委員會前日開會討論是否減班,準備表決的一刻,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兼校管會主席譚貫枝制止,並即場宣布已接受教育局減班決定,引起在場多名校董不滿,認為教育局視校管會是「橡皮圖章」,計劃不是真正自願參加。有家長校董表示,不排除就被阻投票一事提出司法覆核,校友兼立法會議員張國柱則打算將事件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

否認講大話 「已盡力溝通」

教育局長孫明揚昨被記者追問「之前是否講大話」(指教局聲稱容許學校自願參加),他說沒有講大話,同時否認強迫英皇減班,他強調已盡力與持份者溝通才作決定。他表示:「總要有人作決定,不可以樣樣事都表決。」

為解決人口下跌引致的中學殺校危機,教育局推出「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參加的學校在6年過渡期內可保持現有教師人手,過渡期後分3年以自然流失解決超額教師問題,另在首5年可獲合共125萬元額外津貼。

官校英皇書院校管會前日就是否減班正欲表決之際,遭校管會主席兼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譚貫枝制止,並宣布教育局以辦學團體身分已決定英皇減班,他即場以校管會主席身分代表校管會表示同意減班決定,此舉即時引起在場校董不滿,認為學校是「被迫自願減班」,認為不論表決是否對辦學團體(政府)有約束力,校管會都應有權表決。

孫明揚昨問被此事時說︰「據我所知,它不是用投票的方式,因為主要權在於辦學團體。」他又指「若表決,大家的意見差不多時,總要有人在背後作出決定」,強調自己在事件中「沒有講大話」,而且已盡力與持份者溝通。

校董斥校管會橡皮圖章

家長校董何詠瑤認為,「無論英皇最終減班與否,校管會應作表決」,質疑過去多月教育局只是假諮詢,校管會只是橡皮圖章。她表示,稍後將收集英皇和中西區家長意見,考慮採取進一步行動,不排除就被拒投票一事提出司法覆核。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校監兼英皇書院舊生李傑之亦表示,會考慮就今次事件尋求法律意見。

校友校董鄭文容以「離奇」形容教育局中止校管會投票的決定,批評教育局每次討論減班,最多給5分鐘校董各自表述。他認為,教育局若早有決定,應有勇氣在事前交代清楚,而非用這種粗劣手法處理。

多名英皇舊生均認為,教育局不應阻止校管會表決。英皇舊生會主席林超英認為,教育局做法違反校本管理精神,同時質疑校管會主席是否有權阻止校董投票。

張國柱擬立會討論 釐清校管會職權

同為英皇舊生的立法會議員張國柱認為,校管會投票可視作為校董表達意見的平台,「可能教育局估計投票會輸才出此下策」,反映教育局不尊重民意。他稍後將去信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要求教育局釐清校管會的職權範圍。

對於教育局代表是否有權在校管會內中止投票,以及校董可否就被阻止投票提出司法覆核,港大法律專業學系助理教授張達明表示,需視乎官校學校管理委員會的條例才可決定。

公務員團體

督察會擬響應紫荊花革命
政府救火 教師獲注資 長俸公務員仍無份
【明報專訊】財政司長曾俊華宣布把240億盈餘注資進強積金,公務員和教師無份,這兩個界別的工會發動大遊行,政府昨迅速修訂立場,改口稱6萬津貼及補助學校教師亦受惠於6000元強積金注資。但12萬長俸制公務員始終未能受惠,警務督察協會對此表示強烈不滿,稱有意發動警務人員與家屬一起參加3月6日由教協發動的「紫荊花革命」遊行,成為首個響應大遊行的紀律部隊員工組織。

督察會廖潔明﹕公務員無注資不公平

警務督察協會主席廖潔明批評,曾俊華建議把6000元注資給全港強積金戶口持有人,即是連年薪數百萬的問責官員(特首、三司長及11問責局長)也受惠,反而薪酬少得多的12萬長俸制公務員包括警隊人員卻被歧視不能受惠,並不公平。因此他欲參加教協及公務員工會聯合會號召於3月6日舉行的反預算案大遊行,更有意發動警隊成員及家屬參加,「保公義、衛權益」。但他暫難估計參加人數,亦未確定以協會還是以個別人士名義參加遊行。

發動大遊行的教協副會長張文光昨強調,雖然政府昨轉,改口稱6萬教師亦受惠強積金注資,但3月6日的大遊行仍會進行,因教協希望幫助仍未能受惠的12萬公僕,包括官校長俸制老師,爭取平等待遇。

警隊員佐級消防未決定

維持治安的香港警隊有3.3萬人,是最大政府部門,警員可否參加遊行示威向來是敏感話題,因《警隊條例》第8條規定警員不得參加任何職工會,意味警員不能參加工會組織的罷工或工業行動。但廖潔明昨回應時強調,今次發動同僚參加遊行,只為保障自身合理權益,他認為應沒違反任何警隊書面命令。不過,為求穩當,廖潔明昨日電郵給警隊管理層,尋求澄清同僚參加今次遊行是否有問題。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黃程則稱,協會暫未決定是否參加遊行。

消防處現為第二大紀律部隊(逾9600人),消防處職工總會主席趙善聰昨稱,同僚普遍對注資安排感不滿,但是否參加遊行要看紀評會決定。本身是入境處工會代表的紀律部隊評議會輪任主席倪錫水表示,不同紀律部隊同僚,大多對注資安排感不滿甚至憤怒,因它造成分化,例如3萬多強積金公務員可獲6000元注資,但12萬長俸制公僕卻不受惠,做法不公平,令人失望。但他表示,現階段紀評會暫無意號召紀律部隊人員參加遊行,唯若同僚以個人名義遊行,該會不反對。

公務員事務局﹕參加活動有指引

對於有公務員包括警務人員有意參加紫荊花革命遊行,公務員事務局回應稱,公務員一如其他港人,享有表達個人意見的權利和自由,但政府有指引,提醒公務員參加外間活動時,必須避免置身於不恰當或不合法的境地,或參加一些與其公職身分不符的活動;公務員亦須確保其行為不會有損其在公職上處事不偏不倚和政治中立的形象。

Bernard Chan: Today's young 'radicals', tomorrow's visionaries

南華早報 SCMP

EDT15 | EDT | By Bernard Chan 2011-02-25


Today's young 'radicals', tomorrow's visionaries


In late 2009 and early 2010, the government had a nasty shock as it tried to push through plans for the high-speed rail link to Guangzhou. Opposition from some quarters was very fierce. The opponents organised in ways that left our officials looking out of touch. Hong Kong's leaders learned the hard way about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mobilising protesters.


Since then, uprisings in Arab countries have shown the power of new technology. The users of these tools are overwhelmingly young.


The sieg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protests over Choi Yuen Tsuen that started two years ago may have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Hong Kong politics. These young people, later labelled the post-80s generation, had protested over the Star Ferry and Queen's Pier. But the scale of their activities and their use of technology was a wake-up call.


The government's reaction - to boost its online presence on networks such as Facebook - missed the point. Simply using digital media does not put one in touch with younger people. Indeed, to some younger activists, it came across like an older person trying to be trendy.


That was because officials stuck to their belief: the problem was that opponents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government's (obviously correct) case. The idea that the activists might have their own correct views simply did not register.


The new technology is a remarkable tool for activists, as we have seen in Arab countries. But it does not by itself create support or opposition for particular camps or causes. It is neutral. Its effectiveness depends on people and ideas.


For those of us born before 1980, a look at the young activists' internet sites is a bit like looking into a different world. A good example is InMediaHK.net, which trains citizen reporters and publishes news and comment on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re is little or no overlap with mainstream media here. In this online print, radio and TV channel, people simply do not share the establishment's beliefs about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and big business. To InMediaHK contributors and readers, it is taken for granted that neighbourhoods, heritage, countryside,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and small businesses have priority.


And here is the most shocking thing: many of the thousands of young people reading such sites get little or none of their news from mainstream media, which of course is where the government's own voice is heard. Or perhaps I should put that in a different way: many of the hundreds of older people making government policy get little or none of their input from channels like InMediaHK.


It is not just officials who are cut off from this younger movement; our older activist and opposition groups, such as political parties and unions, are also remote from this community of young activists.


Membe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might point out that these young activists are a minority and not typical of their age group.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they are an important and highly aware part of the community who will grow in influence.


Some 30 years ago, people like Martin Lee Chu-ming and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formed a discussion group of young people interested in Hong Kong's future. To colonial authorities, they were radicals and maybe even potentially dangerous; looking back, they just wanted the more open society we now take for granted.


The post-80s activists may seem alarming today. But I wonder whether, in a few decades, Hong Kong will have cleaner air, more sensitive, people-based planning, and more focus on quality of life rather than raw growth and construction as an end in itself. If so, digital media may have helped, but people with new ideas will deserve the credit.


Bernard Chan is a former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s

Friday, February 25, 2011

教局逼英皇減班

拒校董表決 教局逼英皇減班
「校管會無權左右教局決定」
【明報專訊】教育局推出的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今日截止,中西區官校英皇書院昨召開校管會就應否減班激辯逾1小時,結果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兼英皇校管會主席譚貫枝在強烈反對聲中代表局方宣布參與減班計劃,並拒絕表決。多名校董抗議譚貫枝強行決定減班,直指學校「被迫自願減班」。

林超英﹕政府公信何在?

英皇校友會主席、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在會議後即更新網誌,直言教育局其實早有決定,質疑有人說謊,質疑「從此以後,政府公信何在?誰還會跟政府講道理?」

英皇書院9月新學年的中一由5班減至4班,收生學額少兩成,影響區內小學生升學機會。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校監兼英皇舊生李傑之形容教育局「霸王硬上弓」,「校管會校友和家長代表有很多反對聲音,但無人聽取,更由教育局官員直接宣布減班,根本是強制不是自願」。他又指出,早前中西區區議會壓倒性反對減班,但當局漠視聲音,「簡直當區議會死了,完全是假民主」。

校友斥假民主 「當區議會死」

為解決中學殺校危機,教育局推出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吸引全港約160間中學參加,超額完成100間的目標。

在無中一學生下跌壓力的中西區,校長會未有就9間開5班中一的學校作出減班協議,交由各校決定,但教育局長孫明揚早前提出,全港15間開5班的官校,應一同減班承擔責任。

英皇書院的學校管理委員會昨晚開會3小時,消息人士透露,會上只有1小時用作討論減班,包括由校方提供學生資料,發現全校900多名學生中,有百多人獲政府資助,另來自中西區只佔該校總人數約40%。當會議進入最後15分鐘時,各校董表達立場時,氣氛相當激烈。據悉,4名家長和校友校董反對減班,4名教師和獨立校董支持減班。

消息人士透露,正當各校董打算表決之際,校管會主席譚貫枝突然宣布,校管會無權左右辦學團體、即教育局的決定,隨即宣布英皇減班,令在場一眾校董不知所措,「當場O晒嘴」,他們即場抗議教育局的做法,但會議隨即結束。

校管會主席譚貫枝於會後宣布減班決定,稱可為學生提供更多教學空間,有利推行新高中。但參與會議的校友兼校董鄭文容批評「這是一個不現代的解決辦法」,又說「做錯決定的人,願上天饒恕他」,暗諷教育局一意孤行。

家長:積極表達聲音 失望更大

英皇同學會小學家教會主席林嘉玲亦對減班表示失望,「各家長積極表達聲音,反而換來現時更大失望」。

罗永生:(晚)殖民城市政治想像

罗永生:(晚)殖民城市政治想像
文化纵横网 2011-2-25
当代文化研究网
摘要:香港的本土政治想像,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洽好是对城市的当代变化趋向,当代城市文化的可能性及其局限等问题上,香港人在八九十年代肯定自身身分的过程中,反而失去敏锐的观察力和建立起批判的视角。特别是当过去二十年中国和全球变化的意涵,正好在於新一波的地域权力分布格局的重组,慢慢瓦解掉香港原来的殖民城市所赖以存在的整体政经文化构成,但香港意识当中,却仍自恋於简单的「城市香港——乡土内地」的二分。

Tag: 罗永生 殖民地 殖民城市

引言:殖民地还是殖民城市?

关於香港政治和文化定位的讨论中,一经常出现的疑问是:香港是否一个殖民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族主义者认为,九七回归是殖民统治的终结。但中国官方的说法,却从来没有承认香港是一个「殖民地」。1972年中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在殖民地名册上除去香港及澳门两个名字,就是这种否定香港为殖民地的观点和政策的明证。然而,把香港描述为一个殖民地,却又的确使得整个香港「回归」(中国收回/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的举动,套上民族大义的神圣色彩。另一方面,国际媒体和评论者,亦普遍地把1997之前的香港视为所谓「最后的殖民地」,将英国统治者下旗归国的故事,解读成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最后终结的一幕。於是乎,香港的殖民性质问题,却在这种既有承认,亦有否认的互相矛盾的述说中含含糊糊地一再延搁。

九十年代世界各地冒起了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研究,也引起本地学者兴趣,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香港并非「经典」意义上的「殖民地」。可是,这些研究和讨论,对於香港这个地方「非典型」的「殖民」性质,却少有探讨。这种情况导致两种不同后果:要不是将「殖民」一词,视作意义清晰,并用作强烈价值判断的政治用语。要不就是悄悄将殖民性质,殖民经验存而不论,例如简单地称香港为「现代城市」。政治评论员洪清田1994年在明报发表一篇文章,就以《不是殖民地,何来殖民统治》为题,反驳李鹏说要终结香港殖民统治的谈话。1事实上,香港学界对香港「殖民性质」(coloniality)缺乏细致和全面的了解,令得关於后九七香港社会趋势的探讨上,出现两种至少是字面上对立的描述,其一是「再殖民化」(出自香港基督徒学会1996年所编一书的标题《再殖化边缘的香港》(郭乃弘,1996)和「再国族化」(马杰伟,2006)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无意讨论这两套观点的实质内容,只是想指出两种说法都隐含了「殖民」与「国族」乃二元对立项的假设。

这种二元对立的论说预设了殖民过程是导致国族身分缺失的原因,而终结殖民状态,乃是国族身分复归。与这二元对立紧密扣连的,是西方(殖民)与中国(国族)的对立。在这对立项的框架底下,香港被视作「西方」与「中国」两大地缘政治实体之间相互角力的磨心或夹缝。笔者无意复述香港过去十多年环绕「夹缝」想像的有关讨论,在这种想像中,香港被视为「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中间地带。2我的论点毋宁是想提出,上述争论所依赖的二元化空间概念,可能无意中遮闭了关於香港这个生存空间的另一种考虑。我在本文主要想提出的观点就是,我们或许应该更多考虑香港作为一个「城市」,或者更进一步,将香港视为一个「殖民城市」,研究它的经验特质。我认为,把将香港视作一个「殖民城市」,而非一个「殖民地」,或者可以开发更多反思的空间,有助解决香港研究的某些概念上的困难,利便香港疏理自身在过去或未来的政治定位。

事实上,自九七主权移交以来,一种新的城市政治想像,正在香港迅速冒起。「城市」已经作为一主导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取代国族、西方、夹缝等等术语,成为香港认同和文化身分角力的新焦点。一方面,有董建华时代遗留下,要将香港建设成「亚洲的世界城市」的主导意识形态建构,也有来自公民社会(民间社会)对城市政治、城市议题、城市社会运动等的积极投入。一种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城市意识,城市政治动力,正在浮现。本文重点在於为这个问题提供历史和概念上的疏理,目的是为这种新兴起的城市意识,提供一些对照和比较的思考空间。

香港特色的殖民城市

事实上,将殖民城市作为一个分析焦点,始自人类学家Redfield和Singer(1954)区分出被西方殖民宗主文化严重改变和瓦解的变异城市(heterogenetic city)与固守原有文化的直生城市(orthogenetic city)地区,后有Abu-Lughod(1965)分析西方城市形式如何引入非西方地区)、McGee(1967)指殖民城市的功能在於成为殖民剥削的神经中枢,及至Ross和Telkamp(1985)对不同殖民城市作功能、性质等的分类。Anthony King(1990)则更提出世界城市体系的论说,改造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学说,以城市作分析视角,探讨城市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从而解释殖民城市在殖民主义历史的重要性,探讨殖民城市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

早期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被不少批评者指责,过分以单一的资本累积形式或生产模式,作为解释世界体系发展的原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就偏离了欧洲中心的近代史观,考察亚洲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如何在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过程产生互动,构成一个东亚的地区贸易网络。滨下武志的研究指出,香港虽然一直是在英国殖民式的统治底下,但香港对中国一直都起著重要的经济作用,是一个居於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网络的中心。滨下武志有关研究的重要性,在於突显了一种以城市为纽结的多向度历史网络分析,而不是以西方/国族二元对立的观点,或者简单的中心/边缘的观点,来为香港这个地方定位。

Anthony King的世界城市体系理论,也从批判华勒斯坦的经典观点出发。他认为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以及殖民城市的发展,也不是依从单一的世界体系逻辑,而是结合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宰制、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西方化」的文化趋势等多种原素,综合发展出不同的殖民城市形态。可是,不少香港研究虽然都有把香港视作一个「非典型」的殖民地的背书,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先去断定有一种经典的殖民地型态,然后推说香港是如何的不符合这个典型,而是去发展一个更宽阔的分析框架,以显出香港历史形态的多变性和独特历史特质。King的多元分析视角,可以警醒论者不应轻易把香港纳入「殖民/去殖民」的单元宏大历史框架,而忽略了在不同层次上的具体分析。

King的世界城市体系理论亦指出,对殖民城市的研究非但为了找出非欧洲的被殖民地区在欧洲殖民主义侵占下,如何形成及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而是要更进一步说明,从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一般关系出发,探讨殖民城市和周边被殖民地区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从城市乃是要靠非城市所提供的剩余所供养,以及需要驾驭非城市的腹地才能发挥其功能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城市都具有某种殖民性质。而这种性质并非源自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虽然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这一段历史,曾深刻地以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逻辑来强化及重组这些殖民关系。King的世界城市体系理论,就是要在一个全球层次上,考察不同地域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盘剥关系、宗主国城市和殖民地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是如何扣连在一起。这种层层叠叠的剥削关系,合组成一幅复杂的殖民权力图画。它容让我们以殖民关系来重新审视空间关系,却不是将「欧洲/非欧洲」作为殖民历史不须置疑的分析单位。

所以,我们不可以将殖民主义历史简单等同为「西方帝国主义强权欺压」的历史。发展这个分析视角,更有助於我们更细致地说明城市牵涉到的多重复杂的殖民权力关系,以及香港殖民历史经验错综复杂的性质。具体来说,单单将香港看成是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扩张过程的产物,并且以为这个大论述所说的就是香港殖民经验的全部,我们就容易忽视了,香港的殖民建构当中华人所占据的角色、利益和位置。

华人与作为文化的殖民城市制度

首先,香港华人土著居民不多。虽然不至於如英人所描述乃荒僻小岛,但事实上土著和外来殖民者的对立关系,在香港岛甚至九龙半岛割让开发的初期,都不是主要的矛盾所在。相反的,不少在中英交战期间,为英人充当间谍、提供补给的华人,也正是香港土地开发初期,英国人的同谋者和得利者。此外,作为一个主要为鸦片贸易提供服务的港口,香港吸引了不少周边华人来港从事鸦片贸易。其实香港这种早期发展模式,也只是个多世纪以来,鸦片贸易在东南亚地区开发,华洋分沾鸦片贸易利益这种模式的延伸。十九世纪更为往后的阶段,买卖苦力的贸易急速发展,成为香港除鸦片贸易外另一主要经济支柱,这门生意也是华洋利益分沾的。华人自治组织如文武庙、东华医院等,更在某种非正式的华洋分治形态下,孕育出香港本来没有的华人特权阶层,发展出香港特有的社会权力结构,由懂得与洋人打交道的华人买办阶层,垄断了参与政府施政决策的渠道。

事实上,除却经济上吸取周边腹地生产的剩余之外,Anthony King亦特别指出殖民城市在帮助扩散一种跨国的资本工业城市文化,当中包括各种生产技术、组织制度、城市规划方式,以至建筑方法、卫生管理制度等。这些意念和意识形态的流通,实是认识一个殖民城市不可或缺的部份。事实上,香港开埠的头半个世纪,已经渐次发展出一个在英国总督拥有无可挑战的宪制权利下,至少容让部份华人精英可以参与的政经决策结构。也逐渐在这基础上,以本身的制度、组织和市政管理,体现一种文化领导的角色,影响中国(包括南北各方的改革派官僚、知识分子和革命家)。无论是较保守的张之洞、鼓吹维新的康有为,及最后走上革命之路的孙中山,都在香港获取灵感、启发,并借香港为基地,开展文化宣传和知识工作。王韬办循环日报,也是近代中国报业的先锋。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也是以香港作为宣传革命之地。当然不可忘记的是,香港大学是大不列颠帝国当年在整个东南亚殖民地带设立的首间大学,而华人商贾也是这项当年被视为大英「帝国资产」(imperial asset)的积极筹划者。3

或者,香港大学筹建运动中出力最多的何启,可以说明香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作为身处一个衰落帝国边缘的殖民城市的地缘政治想像。何启是香港举足轻重的买办阶级代表,也是继伍廷芳之后获英人委以重任的立法局华人非官守议员。他和伍廷芳一样是港英政府积极培养的双语精英,在英国修得律师资格。但他不单关心香港政事,更与中国各界官商广泛联系,利用香港英文报章议论中国政事。在后期收录在《新政真诠》(何启,1994)一书(经胡礼垣翻译)的文章中,何启力倡中国开议院、建铁路、办日报。他反对官督商办的、不准洋人入股铁路的保护主义政策。主张中国地方财税应由地方自行运用。他反对革命党的排满主张,但也反对洋务派张之洞的保守主义,抨击清政府外交部官员思想抱残守缺。

在大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分类法当中,何启是一名主张资产阶级民主的改良派。然而,仔细阅读《新政真诠》的有关文章,更会发现他在一系列关於中国全国的国策建议之间,其实贯串著一种鼓吹地方分权的思想。他主张将中国瓜分为四大政治区域(都会),在各政治区域,按层级建立议会制度和行政机构。以限制被选人资格的方式,选举议员。不过,最有趣的地方,乃何启提出「批赁之法」,以开民智。他说:

「批赁者,谓国家以十八省之地,出赁而听各省之民承批,或各省之民愿批其地而向国家赁取也。批赁之期或为永远,或为百年,或七十五年或五十年,而莫不有章程,订立斯固因时制宜,因地制利,因事酌裁者也。」

《新政真诠》各篇写就的时间乃晚清最为衰弱的时刻,因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甲午一战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而香港一城之版图,亦因英国自清朝承租新界,签订新界租约而得以扩充。何启批赁土地的建议,明显地是参照香港经验而来。而整个地方分权的构想,也先导了其后民国初年中国联省自治运动。出身香港华人买办的何启与伍廷芳等,亦曾暗中得香港殖民政府之支持,筹备广东独立。

我想说明的是,在上一个世纪之初,以何启为表徵的香港买办阶层的政治地理想像,绝对没有半点视香港为边缘地方的色彩。何启的政治思想,说明他既非号令全国以求翻天覆地变革的革命派,也非仅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派」,因为"改良vs革命"的叙事架构,并不能解释他的思想和主张当中,紧紧地与香港这个殖民城市的具体经验、制度和利益扣连起来的这一个方面。

相比於那些从欧洲的学理中,借取共和、人权等大理念以支持维新或革命的中国思想家,何启并没有提出关於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面图像,所以他虽然认为参政是自然基本的「民权」,但他也和当时宗主国的民主议会理论家一样,认为这些权利在殖民地施行时应有所限制,所以他也主张要为参选人设资格限制。所以,虽然他步步试图说明议会选举的理论基础,但他并没有超出他作为香港这一殖民城市所培养的「土著绅士」视野。他的民权主张及议会创设建议,没有不为建设一个有利於以自由贸易来打开中国大门的大英帝国,及在帝国庇护下的华人商贾利益的自由贸易制度服务。换句话说,他一方面向中国推销设立以「民权」为本(保障包括财产权等之「自然权利」)的议院之议,其关键乃是「开启民智」,一如当时的帝国主义者一样,以身负白人使命,以「文明使命」教化野蛮土著的主张如出一辙,却没有丝毫动摇君权的「民主」远景。因为,激进主张势必动摇中国和英国两大帝国过去的合作关系,也不利於以香港为中心的殖民城市的利益。所以,他所著重的反是地方分权思想,集中於按区域瓜分经济利益,他没有关於共和制度的完整说明,因为他的理论基础并非城市的平民自治。

自治城市:西方VS亚洲

另一个有助於从城市角度反思香港的文化政治处境的,是古典社会学大师韦伯。韦伯在《城市的类型学》(1993)中,认为虽然城市发展的起源可以有多种,但城市之为城市,而非仅是居住的聚落,乃在於城市拥有地方的市场,以及与之相应的,能制定自主经济政策的政治制度。但并非所有经济性意义的城市,或是所有其居民曾拥有政治行政意义下一种特别身分的要塞,在历史上都曾经形成一个城市的共同体。他认为,城市共同体的形成是需要更多有利条件的,包括:较强的商贸关系、防御设施、充分发展的市场、城市自身设立法庭或法律体系、一种把城市组织起来的团体形式,及至少部份决定城市自身事务的自主性,城市由市民参与选举产生的机构所管治等。而依此定义,西方中古时期,也并非有很多地方能成为城市共同体,而东方世界则更从未形成真正可称得上是城市共同体的东西。当中最关键的原因是,亚洲城市并没有出现相互结连,以使城市人和乡下人区别出来的城市人团体组织。

他特别指出,中国的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其实仍属於自己的家族,或者祖先庙堂所坐落的村落,城市市民往往和他们长期维持紧密关系。就算城市居民或会从属於城市当地的职业团体,或从属於城市内的行政区域、里弄,但根本不具备可与中古欧洲相比的城市法,而具有法人团体(corporate)性格的城市更是前所未闻。所以,在一些大型商业组织的城市,个人以城市市民参与城市自治的程度,可能还要比起乡村为低。因为在亚洲,城市通常是君侯的要塞,君主派来文武官员管理,并拥有所有的司法权。对韦伯来说,亚洲城市并不存在可以代表市民共同体的组织,而作为一种城市人特殊身分资格的市民权利(citizenship)观念亦欠奉。氏族与职业团体才是共同行动的发动者,而绝非市民阶层本身。韦伯还说,如果说亚洲也存在自治的话,它也仅属於职业团体或村落,而并非出现在城市。

韦伯的比较城市研究,是在一种东西对比的大论述框架下进行,他也没有谈及殖民城市的经验。然而,韦伯开展的这种城市政治的比较分析,有助於我们了解西方意义下的城市自治、市民权利的存在基础,并进一步考察香港这个殖民城市的政治及文化特质。

香港并非中国自身发展出来的城市,所以在英治的一百五十年内,不能以一般亚洲或中国城市看待(当然,在香港重新投入作为中国一个城市之后,在中国关於城市的传统想像之下,能否走出韦伯所述的亚洲/ 东方城市的宿命,乃是后话)。它在英治时期,急速发展成鸦片和苦力的转口港,也妨碍了这个殖民城市发展出自身成熟的城市自治共同体。

虽然,史家每多称道香港很早便发展出华人自治的组织,但这些华人组织,不单没有减弱城市中的华人与内地的氏族和乡里之间的联系。而香港的殖民性质,也决定了这种以种族分隔为前提所发展出来的华人自治,不单没有提供有利条件,让城市整体的自治制度得以发展,亦做成香港内部的华人与非华人社群之间,出现相互猜疑的局面。东华医院成立后势力过急上升,欧籍社群心生疑虑,游说殖民政府加以压抑。於是,殖民政府更为担心下放地方权力,会进一步做成各大小种族之间的相互对立。当后来何启和华人买办阶级,都主张中国要减低中央集权,认真发展地方自治和议会选举的时候,他们的政治建言反而只是针对中国,而不是他们身处的香港,从而推动建设香港本身的城市共同体意识。与其是发展属於城市市民整体的自治理想,这些殖民华人精英,更关注仰赖英国人在香港统治所给予他们的优势地位。

香港在二十世纪进一步向商业和工业城市转化,由内地移居香港的人口上升,也没有把香港的城市市民,和他们原来从属的氏族和乡里组织中脱离出来,反而在频繁的交往和迁徙流动中,这些关系更形密切。按照韦伯的分析,这些连系正是亚洲城市难以发展出强烈的城市政治自治诉求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些连系并不利於孕育独特的城市公民主体性。而事实上,在香港式的殖民权力架构底下,英国人利用自身培养的华人政治精英,实行「间接管治」原则,只有助於模塑一种特有的望族和门阀结构,形成「高等华人」的贵族身分,障碍了平等市民权利观念在政治参与的层面充分发展。而何启向中国当政者推销的那种有被选人严格资格限制的议会选举,也可视作西方特别是英国传统中城市望族特权的引伸。

何启关於批赁土地之倡议,既呼应著当时新界租约的签署,也是参照了某些欧洲中古城市的历史经验而得出。韦伯在《城市类型学》中就指出,欧洲不少城市的初期,乃是由企业经营者向庄园领主或君侯取得开设市场的权利而发展起来。而城市自治的市政特权,最初也是从某些身分团体(estate)特权的方式向特许经营(franchise)的方式转化而来。何启当年批赁土地的建议,在中国传统中,实属闻所未闻,显见何启实仿制了某些欧洲城市的发展经验。然而在殖民主义和没落的满清帝国的环境下,能够实现租借土地以扩建城市(香港)的,就只有靠大不列颠的帝国主义武力而已。何启政治思想当中内含的城市政治想像,在当时作为一个殖民城市的香港提出,一方面是香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殖民城市力量上升的体现,但另一方面它却是稼接在何启向中国朝廷的建言当中,虽然充满内在矛盾,但却是香港殖民城市本身的矛盾性格的产物。

从城市到本土·从本土到城市

不过,何启所代表的那种以殖民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政治,在二十世纪无法在中国生根,原因是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之后,一切地方或城市的自治方案,都给打成「军阀割据」的标号,以大一统为重心的民族主义,亦以反帝国主义为号召。香港的城市地位和地方意识,亦很快被这种大一统的民族主义,贬抑为边缘。

在香港,二十年代中共推行的激进左翼路线,首先在香港获得了最重大的成功,激起省港大罢工,矛头不单只针对资产阶级,更指向英国帝国主义。往后,夹杂在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氛围下,以香港作为一个有别於中国的文化及政治实体的政治想像,基本上已经消失。往后,在三、四十年代相继大量南来的作家、文化工作者,大都是身居香港却心怀中国。虽然五四运动对香港的直接影响甚小,但南来者多身负五四的前卫风尚,以强化现代统一中国之文化基础为务。流风所及,一切香港的地方特性、城市意识、平民文化,往往是知识分子排斥与批评的对象。三十年代有国民政府对粤语片的禁拍令,四十年代有左派阵营对方言文学的抑制。可见无论左右派的文化政治论述,都心念中国的国家民族。四十年代抗战、五十年代难民涌至,香港的人口及社会构成,又经历另一次大幅转变,彻底地成为新移居来港者暂借的时间和暂借的空间。香港作为一个完整意义(韦伯)的城市,倒退至稀薄定义的「密集的『聚落』」。政治认同的分裂,难民的寄居心态,冷战主导的文化对抗,城市共同体更无从谈起。

六十年代之后,浮现了本土一代对自身身分认同的重新思索,复现了以香港本身作为思考谈论对象,并有关於香港城市特质和日常生活的考察。而所谓本土一代的思想,都是以香港作为一个生於斯,长於斯的「地方」(place)为基调的思考,强调本土的生活方式、本土的认同、对本土的归属感等。这套本土话语的出现,既要反思,也要确认香港种种「非中国」特性,要确立战后二十年代一度被冷战、逃难等环境所遮没、遗忘掉的「中国性」。本土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可说是同步成长。处身晚期殖民统治的港英政府,亦在七十年代开始,明显地介入建构「香港归属感」,「香港市民」意识亦逐渐产生。

八十年代香港前途问题出现,香港人口的族裔身分和市民身份呈现前所未见的矛盾和张力。港英政府所主导的「香港市民」意识,亦进一步转化为更鲜明的「香港人」意识。五、六十年代一度通行的「香港居民」称谓亦渐次隐退,取而代之的是概括地单称的「香港人」身分。而由於中英谈判当中,一直悬著一个究竟中、英之外有没有一个「香港代表」问题,「香港人」在政治谈判桌上的缺席,反更使「香港人」在其他各种文化政治的渠道争取现身。

在八、九十年代背景底下形成的「香港人」是相对於「大陆人」而建构起来的,也承继著殖民城市对落后周边地区的优越感。例如政论家洪清田就经常鼓吹应大大开展「香港学」,国内则应再造多几个香港。他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大香港主义就是好」,他的一本文集更以《中方入港寻方向》为书名。很显然,这种论述都有明确的城市文化政治考虑。九十年代的香港,一方面有九七的心理危机,另一方面却有股市楼市的超级增长,所以洪清田这种战略上的自我膨胀,或可视作一种偶然的时代产物。然而,散见於其他当时对香港城市认同肯定的讨论,其实都有意无意地,承袭著一百年前何启的基本论调,将香港城市的体制和组织本身,视之为体现了比「大陆」这个地缘的他者(geo-political other)更为优越的文化。虽然,这套政治修辞一方面要将香港的殖民性质否定掉,但它所肯定的「香港文化」内涵,却无不是对香港殖民经验和殖民历史中建立的制度,视为香港价值和独特性的核心,切合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城市的身分。

在以制度比较为主导的香港城市意识浮现的同时,八、九十年代也激发了大量关於香港文化、香港经验、香港生活方式等贴近日常生活层面的探讨和创作,而学术界亦发展出以中产阶级作为新一代香港主体的论说,共同塑造一种以感情为基础,而非单以制度比较为基础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而英国人为了光荣彻退,也推行地方行政改革,开始引入地区选举,为市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架构,为香港这个由殖民门阀贵族、「高等华人」所支配的城市,打开了市民参政的缺口。七十年代居民运动为主的城市社会运动,也是以建立社区组织,增强地区认同,间接亦加强香港城市整体的地方感的建立。

对城市管治体制(例如法制和基本自由等)的确认,加上由一种时代危机感和参与和改革空间所促成的地方感上升,驱使一个城市共同体意识浮升。但很显然的是,在殖民/国族(亲英/亲中)二分法所支配的论述框架下,这种城市共同体意识并没有一种明显的政治表述方式,高举以城市作为政治旗号的尝试,就更是凤毛麟角。唯一的例外是《号外》,这份刊物的宗旨,就是要突显和塑造香港的城市认同和城市文化(刊物的英文名称《The Tabloid - City Magazine》亦包含城市一词)。八十年代初,《号外》也是当时香港印刷媒介中,唯一刊文公开呼吁香港人自决前途的。当年《号外》刊有一篇题为《香港经验》的文章,作者努力褒扬香港人的城市意识,认为当时一些人对香港的批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种浪漫主义者的反城市心态,他们对「现代大城市」的批评,其实以美化乡村来批评城市。(庞占士,1980)文章援引从Susanne Keller、金耀基,到Peter Berger等社会学家的观点,说明城市其实既有优点(比乡村更自由、更容忍),又属必要(工业经济起飞的前提),更是国际精神、自我超越的化身。文章说:城市是希望所在,城市是生命魔力所在(Peter Berger)。文章更呼吁,香港人应「建立自尊,看得起自己及自己的地方」。

如果从上面所述的韦伯比较城市政治分析出发,《号外》的出现可说标志著香港城市共同体意识的再出发。虽然缺乏政治的表达,这种香港城市共同体的意识,却在八九十年代,以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赞扬和维护的态度,以及对本土地方文化的珍惜和保存取向上,以零碎、片断的方式日益浮现出来。然而,这种对城市生活方式片断式的价值肯定,却并没有一种整体方向,也没有建立整全的论述,涵盖这种城市意识的不同方面,以及疏解个中矛盾。换句话说,这种以回应时代政治挑战为主的文化自我肯定,并非由一种社群生活价值的自觉反思运动所主导。甚至,这种「肯定香港」的过程,往往只是把旧日殖民城市的想像遗产循环再造,以努力挣脱一种即将来临的,强势的中国主权观和民族想像。也就是说,这种基於九七危机感建立起来的城市共同体感觉,并没有深化香港人对自身的历史处境的认识,更没有加深香港人对不断变动中的中国及全球变化,发展深厚的了解和批判视觉。於是,香港人认同往往建立在浮浅的态度或性格上的选取,而不是不可或缺的感情价值连结,或者共同理念或事业的开拓。

如上所述,香港的本土政治想像,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洽好是对城市的当代变化趋向,当代城市文化的可能性及其局限等问题上,香港人在八九十年代肯定自身身分的过程中,反而失去敏锐的观察力和建立起批判的视角。特别是当过去二十年中国和全球变化的意涵,正好在於新一波的地域权力分布格局的重组,慢慢瓦解掉香港原来的殖民城市所赖以存在的整体政经文化构成,但香港意识当中,却仍自恋於简单的「城市香港--乡土内地」的二分。

在回归之后,过渡预期的政治灾难没有来临,却发现面临更艰巨的、不断在深化中的周边城市竞争大势。具体来说,当过去二十年香港人还以为自身居於「现代/城市」之一极,相对立於「前现代/乡土」之一极的时候,却忽略了新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前现代/现代」的区分,可以提供足够的分析。周边城市群的出现、追赶,以及全球化的经济重组,使香港不断要重新问,何谓使香港具备其与别不同的城市特质?城市特质究竟是使香港获得它的独特性(有别於乡土大陆)的原因呢?还是正因为城市生活方式和体制的趋同性、普遍性、环球性,而使香港慢慢失去它的独特性?

新城市主义:本土消失后的城市意识?
九七之后,一种新的城市话语,正迅速取代了原有中港关系的地缘政治想像。当香港的政治争论还是孤立地在法制的种种技术条文中,争论一国两制所涉的中央和特区权限时,一种新的城市话语环境,已经渐渐在更为广泛的话语空间形成。新的城市话语的流行,既因董建华政府於2000年开出将香港建成亚洲世界城市的野心计划,也配合著中国因为加入世贸而在国内激发出一浪又一浪的城市竞争意识。虽然董建华的野心与其能力成强烈反比,过高的想像反造成其力有不逮的反效果,但关於「城市」的讨论,却成功地成为今日香港政治和文化思考的主导问题意识。香港是否只是中国的其中一个城市?香港能否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保持优势,不被取代?......这些问题不断在媒体、政坛、学界流传,渐渐置换了其他项目,成为香港文化想像的主调。

七十年代环绕「地方感」而建立起来的身分归属和认同,在这一波城市话语下备受冲击和考验。因为这一套新城市话语,正不断瓦解和重组话语和想像的规则,也直接的动摇了香港城市共同体的基础。原因是当下这套冒升之中的新城市话语(或曰新城市主义),并非由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所推动,反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的某种派生物,将城市命运简化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一种「城市达尔文主义」(例如各式各样的城市竞争力排名)。这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激化城市共同体的团结性(例如城市衰落的危机意识可以推动像七一大游行一样的短期全体市民动员),但也提供了机会,助长了城市管理人(urban manager)以竞争的名义施以行政独裁,以及瓦解城市过去的社会共识,制造城市内部的矛盾和裂痕。

在香港,一方面,以城市为单位组织香港的政治想像,置换了殖民/国族,以及中央/地方的对立张力。而城市想像,特别是「国际城市」的想像,亦调和了香港重投中国大陆主权之下而积累的不安。然而,香港人对於如何确认自己作为一个独特的城市,并在城市的基础之上,建立共同体的感觉和自我认识,其实没有坚实的传统依靠(香港的过去是一种殖民的过去),更遑论组织力量,建立制度,以备取得自主自治的权利。

过去香港建立的地方感,视香港为家,今天对家的想像,却夹杂在城市达尔文主义的想像中,徘徊在「国际城市」与「中国城市」这两极。然而,在一百来年来,因为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冷战话语遗传下来的想像传统中,香港除了认识香港本身是一个城市之外,对於何谓国际城市,何谓中国城市,能够答出的话都不多。但是,在各种各样城市比较话语(借用Benedict Anderson, 1998)的说法即是「比较的幽灵」)的缠绕下,香港人更感焦虑。难以回答的是,香港如何既非一个没有面目的「国际城市」,也非(又)一个「中国城市」。

在新的城市话语底下,重提独特的城市共同体,并不是要为香港重新界定一个令人联想到社群排他性的身份界限,而是要小心分辨喜爱一个地方和喜爱(一般)城市的差别。因为如果按上述那篇登在八十年代《号外》的文章的话语逻辑,亦即令我们引以为荣、产生自尊的香港,仅仅就是在於它是一个城市,而非一个可以更进一步说明的「地方」(包括它的传统或理想)的时候,我们也许慢慢会发觉,我们或者应喜欢更多其他的城市。而事实上,《号外》创办人陈冠中在九十年代发现,中华地区有更多城市的时候,他就更喜欢多几个城市。他也再没有坚持八十年代那种香港自决论,并且建议在城市之间,倡议一个梦想中的「波希米亚中国」,他最近的文章,更直接肯定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陈冠中,2005)我以为,从早期《号外》以批判国族主义为出发点为香港这城市定位,到今天将「波希米亚」建筑在「中国城市」的前提之上,是十分有趣的徵象。问题并不在於「波希米亚」生活方式是否可欲,也不在於香港人应选择独爱自己的城市,还是多爱几个城市(又或者,辩论城市之爱本质上是排他的还是多情,甚至滥交的)。我想借陈冠中表述方式的转移为题,只想藉此引伸及提出一些疑问:波希米亚式跨城际浪游生活风格兴起,是象徵香港找到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作为自身的出路?还是象徵著香港地方感的再一次淘空?以及作为一个行动、实践出发点的「本土」的流失?甚至是建立城市共同体的政治自治运动失去动力的徵兆?再者,在城市主体性正处风雨飘摇的时代,以世界主义原则作为城市文化政治的策略,其具体内容又应是甚么?......但更不可忽略的是,对这一切疑惑作出回答的大背景,其实正是一个从没有确认任何城市自治权利的中国。

以「一个城市」而不是仅以「香港」来思考自身,在今天已不单香港身分究竟是「城籍」还是「国籍」的问题(西西《我城》(1999),而是包含著多种交叠和互相矛盾的涵意。肯定的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生活在这些错叠、多重,甚至吊诡的空间配置(spatialities)当中,问题只是我们能如何把文化政治论述中隐含的空间配置松动,以释放想像反思的空间,构想更佳的文化政治策略,干预对存活空间的霸权建造。


1. 熟悉洪清田政论观点的,都知道他视香港为「现代化」的典范。

2. 可参閲叶荫聪(1997),孔诰烽(1997)。

3. 见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28): Hong Kong University as an imperial asset.

Thursday, February 24, 2011

香港報販協會

報販協會反對增加煙草稅 (15:15)
香港報販協會表示,反對政府增加煙草稅逾4成,擔心有更多報販結業。

新財政預算案建議增加煙草稅,每包煙加10元。香港報販協會表示,政府有大量盈餘下,仍加煙草稅,會影響他們的生計,這亦會助長私煙。

(即時新聞)

按證公司研提供小型貸款

仿西班牙 按證公司研提供小型貸款
【明報專訊】為協助基層市民創業或參加在職訓練,財政司長曾俊華提倡仿效西班牙做法,要求按揭證券公司研究提供小型貸款(Microfinance)的可行性及社會需求,半年內向政府提交建議。銀行界關注,除非有機構負責擔保,否則有關計劃的息率吸引力未必足夠。

黃遠輝:有擔保才能給低息

據了解,按證董事局尚未討論過小型貸款計劃。當局將會邀請銀行家及志願機構組成研究小組,諮詢有關人士和團體。恒生(0011)總經理兼財資及投資業務主管馮孝忠坦言,「創業好多時都蝕錢,銀行審批貸款時,亦可以研究他的大計是否夠商機,助他從創業幻想拉到現實。」工銀亞洲董事兼副總經理黃遠輝則指出,如果政府參與,為貸款提供擔保,減低銀行成本,銀行才可以給予較低的息率,吸引力就會較現時市面提供的貸款大。

事實上,目前本港亦有金融機構推出類似的小型貸款,例如匯豐提供小額個人貸款服務,貸款金額2000元至1萬元,用途必需為購買電腦或書簿文儀用品,或報讀進修課程及配合其個人增值所需。以一項12個月還款期的貸款為例,實際年利率為12.17厘,較匯豐的一般個人貸款計劃低約50%。

西國經驗:壞帳僅約6%

曾俊華舉出外國成功例子西班牙的MicroBank,強調有關計劃透過認真審查借款人的還款意欲及能力,避免貸款變為福利設施,又為申請人提供適當的創業指導,令貸款計劃可按自負盈虧的原則持續運作,壞帳僅約6%。

70億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倡設70億基金
資助精英運動
【明報專訊】申辦亞運遭遇滑鐵盧後,財政預算案建議成立70億元的「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以每年約3億元的投資回報資助精英運動項目,預計金額較目前對體院的資助模式至少多25%。至於各地區的體育設施,天水圍、東涌和將軍澳的體育設施料會在未來兩至三年落成,但規模會否小於申亞時的承諾,政府並無明言,只表示會因應社區需要興建。

每年3億回報 資助約增25%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估計70億元的種子基金每年回報有4至5%,即每年約有3億元。由於體院現時每年有1.6億元恆常撥款,另加數千萬元額外撥款,故基金運作後資助額至少會多25%,相信70億元足夠體院未來10至20年的開支。消息稱,當局計劃今個財政年度申請撥款,若獲得立法會財委會通過,下年度就可實施。消息人士稱,相比之下,申辦亞運開支只是65億元,反映政府有決心扶助運動發展,期望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更全面如醫學和科學上支援,並加強發掘及培訓有潛質年輕運動員。

目前,體院有14個精英項目,逾100名精英運動員受資助,消息指正研究增加多一項精英項目,並把3至4個具潛質的項目,如馬術、七人欖球、網球和柔道等納入資助計劃。而去年7月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體育部分注入15億元,當局正計劃把回報用於女子足球及其他因國際競爭大,難以列作精英項目的隊制運動,如籃球、排球等。

體院主席李家祥對有關建議表示歡迎,因近年達精英級的運動員數目倍增,以往撥款逐年計算,亦無特別增長,新資助辦法有助長遠解決問題。

申亞拉倒續建場館 未列明規模

雖然亞運申辦不成,政府仍會繼續在天水圍、東涌和將軍澳等興建或翻新15項體育設施,包括泳池、遊樂場和足球場等,涉款92億元,料未來兩至三年落成,今年亦會在青衣和沙田規劃新的體育場館。至於場館規模會否較申辦亞運時承諾的小,消息指出,財政預算案已表明,會因應社區需要興建和提升地區康體設施,但不代表場地規模較小,如將軍澳的室內單車場一樣可舉行大型比賽。當局亦會推進啟德多用途體育館的籌劃工作,初步認為主場館會採用開合式天幕,方便舉辦音樂會等活動,但主場館未必設跑道,預料2014年動工,2019年落成。

Tuesday, February 22, 2011

延長資助社企加撥款

延長資助社企加撥款
曾俊華提出重視「大社會」
【明報專訊】財政司長曾俊華前日在網誌上提出要重視「大社會」(指政府和企業以外的界別),據了解,曾俊華明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會預撥更多資源予非政府組織,包括加強支援社會企業的「伙伴倡自強」計劃(社會企業指須自負盈虧的公益性非牟利企業),把資助年期由2年增至3年,款額最少增加兩成,並為經營困難的社企提供補充撥款。

資助增至3年 困難社企撥款多兩成

據了解,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定於預算案公布日舉行會議,預料會討論「伙伴倡自強」計劃加碼細節。政府在2005至06年間大力鼓吹發展社會企業,06/07年度撥出1.5億元推行「伙伴倡自強」計劃,當中包括支援社企成立,至今已撥款1.1億元,資助約110個社企計劃,主要目標包括為傷殘、智障等弱勢社群提供就業和融入社會機會,以及實現「助人自助」(workfare) 的理念,有別於傳統的「福利」(welfare)。

消息指出,現時社企只得三分之一較成功,三分之一正生存努力,另三分之一不成功。民政事務總署去年檢討計劃後,本月中向立法會提出把2年資助增至3年,以及為經營困難的社企提供原有種子基金20%的額外撥款。

社企商改善「伙伴倡自強」計劃

消息稱,社企諮詢委員會曾多番討論改善「伙伴倡自強」計劃,發現最大問題是社企在營商能力方面有待增強,因此或會投放資源加強社企提升營商的人力資本。他們亦認為商界應盡更大社會責任,例如為社企提供優惠租金等。

以民協社會服務中心名義經營3間社企的立法會議員馮檢基表示,現時社企面對最大的困難是生意額不足,政府應在招標時指定至少10%交給社企營運。

社聯執委﹕300萬難自負盈虧

社聯執委羅致光表示,現時僅為每個社企提供最多300萬元成立資助,不足以讓社企做到自負盈虧的規模,所以社企的成功率不高,「平安鐘當年也有一段時間累積虧蝕接近1000萬元」。

羅致光又質疑曾俊華「大社會」的理論,因為政府每年民生開支達1500億元,但非政府組織每年籌到的款項僅20多億元,比例上很少。

羅致光認為政府應加大民生項目資源投放,由更多非政府組織去提供教育、醫療、福利等社會服務。社聯副主席陳智思亦認為政府應加強官商民合作。

明報記者 周展鴻

Monday, February 21, 2011

財爺:增援民間組織

財爺:增援民間組織
促商界負社會責任
【明報專訊】在預算案周三公布之前,財政司長曾俊華第二度於網誌撰文談財政,提及將來政府會對民間社會組織投放資源和協助,更重視「大社會」的角色。他又期望民間社會的權利得到保障時,要好好運用他們的判斷和責任。

曾俊華表示,撰寫預算案的工作已進入完成階段,翻看諮詢期間蒐集到的意見,都共同指向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的工作上的角色。

稱重視推動「大社會」 兼顧不同訴求

他稱,市場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但在未盡完美時,政府必須作出干預,所以政府大量投資教育、房屋、基建和社會民生福利等。不過,他指政府也有失效的時候,所以在「大市場、小政府」之間,香港還有相當活躍的「大社會」。

他在去年預算案提出利用社會資本,他強調這並不代表政府撒手不管,在推動「大社會」時,政府要兼顧社會不同訴求的聲音,提供適當資源和協助,讓社會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

不過,他同時提到民間社會要好好運用他們的判斷和責任,商界亦應更好的履行社會責任,共同推動關懷社會。

綠領行動撐垃圾徵費

綠色團體調查﹕近七成人撐垃圾徵費
【明報專訊】政府積極興建焚化爐,但垃圾徵費卻遙遙無期。綠領行動的最新調查發現,67%受訪市民支持本港推行垃圾徵費,55%人更表示政府應先推行徵費,然後才興建焚化爐。綠領行動表示,調查結果反映市民意識到本港廢物問題嚴重,但不應過分倚賴焚化爐,呼籲政府把握民意,盡快就徵收垃圾費諮詢公眾。

綠領行動今年1至2月期間,派員於全港多個地區如荃灣、屯門及筲箕灣等,以街頭問卷形式成功訪問937人。結果發現,67%受訪者指香港應實行垃圾徵費,18%反對;如推行徵費,45%人表示應在明年實施,其次為22%人選擇2013年實施,選2014年及2015年實施的人分別佔7%及14%。

43%人願付每袋3元

被問及每個垃圾膠袋應收費多少,才可使人減廢,43%人選擇3元,38%人認為是1元,餘下的分別有17%及2%人選擇5元及10元。

調查亦發現,在家中作源頭分類的市民,棄置的垃圾量較少。22%受訪者表示經常作源頭分類,當中近九成人每日棄置的垃圾量僅載滿半個或1個垃圾袋;至於11%從不分類的市民,當中只有六成人每日棄置垃圾量載滿半個或1個垃圾袋,餘下每日要使用2至3個垃圾袋。

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表示,調查顯示市民已準備好迎接徵費,政府應加快落實垃圾徵費,不應因為政治考慮而不實行。

議員﹕市民行得快過政府

對於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市民支持徵收垃圾費,政府上月提出的一籃子減廢方案,當中的徵費項目卻沒有時間表,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指出,「調查結果反映市民行得快過政府」,認為政府應盡快就徵費的具體方案如徵費金額諮詢公眾。

民主黨議員甘乃威對調查結果不感詫異,指購物膠袋徵費推行多時,市民對用者自付的接受程度已大大提高,他批評政府「掌握民意失誤」,又指民主黨對垃圾徵費持開放態度,政府不應假設政黨不支持而避而不談。

民建聯陳克勤亦指出,希望政府加快推動其他源頭減廢措施,強調該黨只是「有限度」支持興建焚化爐,不希望見到香港需要第二個焚化爐。

WWF教選節能辦公室電器

WWF教選節能辦公室電器
【明報專訊】商業機構是全港最大能源消耗者,其中辦公室電器佔13%,但機電工程署發現,本港辦公室的12%耗電量,其實是在電器的備用狀態下浪費掉,涉及5400萬元電費。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在《低碳生活電器選購指南》中首加入辦公室常用電器如桌面電腦,令指南項目增至14項,協助市民挑選高效益低碳電器,環保之餘亦節省電費。基金會蒐集12款桌面電腦及77款多功能設備(即集影印、打印、傳真和掃描功能於一機的設備)資料,分析其最大耗電量、於低耗能模式及睡眠模式下耗電量、年碳排放量、電費等。

性能相若耗電差距大

基金會發現,性能相差不遠的多功能設備,耗電量相差甚大,最多每年可相差逾1500度電。例如Kyocera Mita及Panasonic某款多功能設備,黑白打印速度分別為每分鐘22及21頁,功能相若,但前者每年耗電829.8度、即電費757.6元,後者1762.2度、電費1608.9元,相差逾1倍。基金會氣候項目主管余遠騁提醒,結果顯示並不是設有低耗能模式便等於慳電,建議市民購買前先向店員查詢實際耗電量,亦可以《指南》作為參考指標(wwf.org.hk/saveenergy)。

基金會高級氣候項目主任黃俊賢續指出,比較中發現多功能設備的低耗能模式和睡眠模式耗電量最高可相差56倍,電量足夠啟動6個20瓦特慳電膽,建議用戶應設定適當的備用狀態時間,讓設備在最短和合適的時間耗能較少。

宜使用智能拖板

基金會又即場測試一台桌面電腦的耗電量,即使電腦關閉後,仍持續接通約2瓦特電。基金會提醒,最好的方法是使用智能拖板,或設有獨立開關掣的拖板,離家或下班時應將插頭關掉。

Sunday, February 20, 2011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渣馬收支 田總從未公開
今屆報名費收入近1950萬元
【明報專訊】第15屆渣打馬拉松今日舉行,主辦單位、受公帑資助的香港業餘田徑總會(下稱「田總」)在今屆賽事錄得近1950萬元報名費收入,但田總歷年來都沒有公開馬拉松收支帳目,以及錄得龐大盈餘會否補貼田總其他運作、影響政府撥款等,政府亦沒有向公眾交代。此外,田總一直都沒有整理詳細核數師報告,交代參加者的慈善捐款去向。

前主席公司續投得計時器合約

田總前主席高威林2006年被本報揭發他作為大股東的兩間私人公司,不斷得到田總合約,提供參賽者指定使用的晶片計時器,於03/04年度收取逾220萬元服務費,涉存在利益衝突,而田總事後,亦曾承諾會增加財政透明度。事隔5年,高威林今年沒有再擔任馬拉松籌委會主席,改任田總首席副會長。高威林昨接受本報查詢時,承認旗下公司仍有為馬拉松提供晶片,表示「是執委會通過公開投標的決定」。他拒絕透露其公司的相關收入,記者向籌委會查詢。渣打馬拉松公關以忙碌為由不回應,表示今日會交代。

渣打馬拉松參賽人數節節上升,由1997年的1076人增至今年6.5萬人,15年間增幅逾60倍。今年每名跑手報名費300元,全數撥歸田總,以此推算田總有關收入達1950萬元。

田總2010/11年度獲康文署撥款443萬元,但其營運帳目一直沒有公開,包括舉辦馬拉松(渣打馬拉松非政府資助項目)的收入、開支、盈餘等。究竟田總如何處理馬拉松錄得的盈餘?有否補貼其他項目營運?向政府申領資助時又可有提交相關資料令公帑公平撥出?公眾都不知情。

渣馬公關:無備存經審核善款帳目

跑手除提交報名費,亦可自願選擇向3間機構捐款,包括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渣打銀行「看得見的希望」的全球慈善活動和香港防癌會。記者要求查閱田總15年來經審核的善款帳目,但公關表示沒有備存相關報告,只提供歷年來分別替3個機構籌得的善款總額,未能提供每年善款收入數字。記者致電田總會長毛浩輯查問,他表示自己「什麼都不知情」,同樣叫記者向籌委會查詢。

田總會長:什麼都不知道

政府既資助田總,可有責任監察田總主辦的渣打馬拉松?康文署發言人回應說,馬拉松不受公帑直接資助,署方只提供場地支援,沒有參與及審批總會採購事宜。體育界質疑,舉辦馬拉松的實際公帑開支龐大,例如要提供警力和醫療支援等,田總與政府都有責任向公眾交代所涉開支。至於贊助商渣打銀行表示,基於「商業秘密」,不會披露贊助金額,收支帳目一直由田總處理。

議員學者促公開財務狀

浸會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雷雄德認為,政府監管體育總會財政存有灰色地帶,有如監管直資學校一樣,當局須規定受助機構定期交代詳細財務資料。參賽跑手之一、立法會會計界議員陳茂波表示,馬拉松已發展成香港盛事,田總作為非牟利機構有責任增加透明度、公開財務狀,否則馬拉松過於商業化,會影響活動的健康形象。

除了田總,本港現有74個體育總會受政府資助,2009年10月審計報告曾批評部分總會帳目不清,例如漏報收入、支出超出上限等。09/10年度各總會獲得資助額由40萬至910萬元不等,涉及總公帑開資達1.8億元。

明報記者 盧曼思

「益行馬拉松俱樂部」

乙肝帶菌者 跑步破隔閡
【明報專訊】馬拉松除了挑戰自己,爭取最佳時間,亦可宣傳反歧視。一班內地跑手今年首次參加渣馬,以向全世界宣傳乙肝知識,消除歧視。發起人肖振華說,他們在內地已跑遍13個城市,香港是第14個,也是他們跑向世界的第一步,「反應好,就想一直跑下去,消除歧視也不是一時三刻能夠改變的,堅持下去,就有馬拉松的寓意」。

內地約有7%人口為乙型肝炎帶菌者,肖振華是其中之一。因為種種誤解,他們在職場、就醫和交友都受歧視。內地民眾「聞肝色變」,肖振華解釋,乙肝帶菌者其實與常人無異,只是不能沾酒、不能太累,此病不會透過日常接觸而傳染,帶菌者中只有少數人會惡化至肝硬化和肝癌。

維園「徵集微笑」 邀留言合照

很多人視乙肝帶菌者為孱弱病人,愛跑步的肖振華就想到藉跑馬拉松改變這一想法,馬拉松選手多、圍觀者眾,亦驅使他們選擇這一運動。2009年10月,他首次在北京參加馬拉松,穿上宣傳T恤跑完半馬,迴響不錯。同年11月,他便與友人組成「益行馬拉松俱樂部」,邊跑邊向參加者和圍觀者派發印有乙肝知識的書籤。此後他們參加了全國大大小小的馬拉松比賽,現在平均每月參加一場,每次都有約30人穿上宣傳T恤當運動員或後勤義工,當中既有乙肝帶菌者,亦有乙肝帶菌者的家人和朋友。肖說,過往亦曾試過遭阻撓,搶去他們的旗幟甚至要他們立刻把T恤脫下,但他們會堅持跑下去。

今年的渣打馬拉松是他們踏出內地城市的第一步,共有7名運動員和7名後勤義工來港。肖表示,他們已準備了橫額和近萬張書籤,並會在終點維園進行「徵集微笑」行動,邀請市民為乙肝帶菌者寫下鼓勵說話並合照。「徵集微笑」是他們今年1月始辦的活動,目標是1年內收集百萬個「微笑」,用微笑消除隔閡。

胡錦濤提8點 強化社會管理

胡錦濤提8點
強化社會管理
【明報專訊】面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昨天表示,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的總要求,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突出問題為突破口,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準。

中央政治局全體出席

「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昨晨在中央黨校舉行開班式。包括胡錦濤在內的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全體成員都有出席。

新華社報道,胡錦濤在長篇講話中承認,當前中國處於社會矛盾突顯期,社會管理領域存在的問題還不少。他對社會管理提出8點意見,包括1.加強和完善社會管理格局,強化政府社會管理職能;2.加強和完善政府主導的維權機制,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3.加強和完善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建立覆蓋全國人口的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4.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把人力、財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層;5.加強和完善公安體系,健全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制,建立健全安全生產監管體制;6.加強和完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管理;7.加強和完善信息網絡管理,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8.加強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設。

身兼中央黨校校長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主持開班式,他盛讚胡錦濤的講話「高屋建瓴、內涵豐富,具有很強的思想性、針對性、指導性」和「十分重要的意義」。

Saturday, February 19, 2011

明施慎選 iPhone Apps

明施慎選 iPhone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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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mon K.Y. Lee Foundation

The Simon K.Y. Lee Foundation
The Simon K.Y. Lee Foundation is a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 governed and led by a local family. While the Foundation is currently undertaking a philanthropic program targeted towards the elderly, the Foundation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in its development and intends to embark on a new philanthropic program serving socio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children in Hong Kong. To this end, the Foundation is currently seeking a qualified candidate for the position of:

Job responsibilities:
· Perform research to identify critical needs, gaps, and philanthropic opportunities in the Foundation's focus areas, including conducting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in the field
· Screen and review proposals, including conducting site visits and other due diligence
·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s supported by the Foundation; in doing so, suggest mid-course corrections as necessary, and identify lessons and best practices
· Establish a network with NGOs and other grantmakers working in the Foundation's focus areas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 Organize publicity events to ensure that the Foundation's contributions are appropriately acknowledged
· Perform financial analyses to track the payment of grants

The ideal candidate should:
·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social work, non-profit management, or similar (Masters preferred)
· Have at least five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in the social/NGO sector, preferably for a grantmaker or in elderly or child services
· Be able to work independently with little supervision
· Be interested in the field of philanthropy and aware of latest trends and best practices in grantmaking globally
· Have good command of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and Cantonese
· Be comfortable speaking and working with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 marginalized children, frontline social workers, as well as senior professors

Friday, February 18, 2011

千式服式

車衣兵團自設品牌
25/12/2007
【本報訊】 正當製衣工業被看成夕陽工業之際,一班有意重返行業的婦女組成「車衣兵團」,看準原創成風,替自家品牌的設計師生產服飾、力保設計不外洩,創出新血路之餘還肩負起薪火相傳的責任。

工聯會成立的樂群社會服務處推行「千式服式」計劃,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撥款七十萬元,推行為期兩年的千式服式計劃,吸納失業、停職多年或有意重投製衣業的婦女,擔任顧問的製衣業職工會主席蕭翠芬稱,本港去年服裝出口量達四百億元,仍有一定生存空間。

十件八件衫照殺

「千式服式」自設工場,於半年前正式投產。負責工場營運的陳玉芬及王麗芬均於行內打滾逾十年,陳指開業初期請人較困難,大部分婦女久離職場,未能適應辛苦工作。不過目前員工已漸適應,定單於半年來亦增加一倍,甚至有政府官員亦表示有興趣幫襯。

要於芸芸的小型製造廠中脫穎而出,針對獨立設計師及小型市場便是一個發展空間。陳指「十件八件衫冇乜人肯做,我疉不會嫌少更會上門度身」,但即使是訂造十條八條校服裙,千式亦會上門為學生度身,收費更便宜三分一。千式會確保圖樣設計不外洩,外人到訪更會將有關製成品收起。薪火相傳亦是千式肩負起的責任之一,故工場的設備可外租予學生使用。

南生圍交傅老榕家族發展

南生圍交傅老榕家族發展
棄建高球場 堅持起豪宅
【明報專訊】南生圍受發展影響的威脅未除,雖然恒基早前提出的豪宅兼高爾夫球場項目未能上馬,但有關土地會交由另一業權人、已故澳門賭王傅老榕的家族牽頭發展,有關代表昨日向多個環團承諾,將按法例及程序重新規劃,不建高球場,但堅持起豪宅,新方案最快6至8星期後公布。保育人士形容南生圍生態價值高,希望發展商可放棄開發。

由傅老榕家族及恒基共同持有的南生圍發展有限公司,發言人指南生圍發展項目將由傅家領航,因環保團體關注,他們將重新構思發展方案,一切依照法例及程序,例如做法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等,並定期接觸環保團體,講述情及交換意見。

環團﹕看不到任何發展空間

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表示,昨日聯同綠色力量、香港世界自然基金會、創建香港等環保團體,與恒基及傅氏家族代表會面,傅氏由規劃顧問溫文儀代表。李少文指傅氏代表「應承由頭過,交新申請,環評亦會做,會無個高爾夫球場,保育北面個魚塘,(住宅)起南面」,但住宅佈局改變不大。

李少文指南生圍整個範圍均擁有高生態價值,「北面有魚塘,南面有蘆葦,任何發展都會構成不利」。他又說,發展南生圍須依從「不會有濕地淨減少」等規劃指引(見圖),在這原則下,他坦言看不到南生圍有任何發展空間。他續稱,對方將在6至8星期有初步計劃,屆時會再與他們開會。

區議員憂傅家立場「硬過恒基」

元朗區議員鄺俊宇擔心傅氏家族的立場「硬過恒基」,他不接受任何破壞南生圍的行動,「唔起高爾夫球場,但仍要起豪宅,(我們)都會反對」,他又指「尊重他們以今日準則闖關,但希望有錢人可以(對南生圍)網開一面」。

南生圍項目最初於1994年獲批,但因未符合城規會的規劃條件,多度申請延期發展。恒基去年9月向城規會提交修訂藍圖,原有發展項目的18洞高爾夫球場減至9個,並興建2550個低密度住宅,惟多個部政府部門不接受修訂方案,城規會更否決恒基申請。恒基早前申請將發展限期再延長3年遭否決,上月向規劃署申請覆核,現待排期召開城規會會議處理。

Thursday, February 17, 2011

胡文虎基金會

長實澄清虎豹活化
伙拍胡文虎基金會
【明報專訊】日前宣布研究承投活化虎豹別墅活化計劃的長實,昨日澄清計劃合作伙伴應為胡文虎基金會,而非胡文虎的女兒胡仙。

建於1935年的虎豹別墅,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物。胡仙於1998年金融風暴時,以1億元出售花園和別墅地皮予長實,別墅部分於2001年轉交政府管理,其後一直封閉,別墅背後是萬金油花園,2004年拆卸後改建為長實豪宅「名門」。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上月底為虎豹別墅招標。

胡文虎基金會網站資料顯示,胡仙於1972年創辦此慈善機構,以紀念其父胡文虎。基金會是以非牟利慈善信託基金的形式註冊,善款全來自胡仙。基金會曾於1994年把福建省修葺新的「虎豹別墅」捐獻給永定縣政府作為「胡文虎紀念館」,獲評定為省級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以表揚他及其家族愛國愛鄉事。

環團批兩電剝削住戶

環團批兩電剝削住戶
工商業每度電費平達50%
【明報專訊】有環團調查指出,佔全港耗電量逾七成的工商業用戶電費,基本電費較住宅用戶低,每度電最多便宜50%,批評該收費結構不利推動工商業界節能;相反整體耗電量較低的全港240萬住宅用戶,則採用漸進式收費結構來計算電費,在利潤管制協議下,環團發現,單是中電的住宅用戶,每年須補貼工商業用戶接近10億元,並不公平。

兩電未回應收費結構

綠色和平根據中電於2003年底向立法會提交有關04年調整電費幅度的文件,顯示中電客戶每月的用電量分佈,從而推算中電212萬住宅用戶繳交的電費,再比較這些住戶若只按基本電價計算電費,發現漸進式收費令住宅用戶多繳9.72億元,換言之住宅用戶須補貼高用量的工商用戶。中電和港燈昨晚未有回應為何向不同用戶推行不同的收費結構。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古偉牧形容,兩電向住宅及非住宅用戶採用不同收費結構,等如「劫貧濟富」,住宅須承擔更高昂的電費,以補貼高用量但可享較低電費的工商業用戶,並不公平。

古偉牧又指出,財政司長下周公布的預算案,若再度補貼住宅用戶電費,擔心變相鼓勵市民浪費電力,認為不應劃一補貼所有用戶,建議只向耗電量低的用戶提供資助,這樣既可幫助有需要家庭,亦可鼓勵市民節能。

環保署﹕大量用電可省抄表成本

環保署認為,兩電均採用漸進式收費結構計算住宅用戶的電費,即住宅用電量愈高,每度電的電費便相應提高,以鼓勵用戶節省用電,達至善用能源和保護環境的目的。

對於非住宅用戶有不同收費結構,據環保署了解,這主要是因為在制訂電價時,兩電會考慮售電量遞增時,因大量用電而得以節省例如抄表、發單等成本,並把這些經濟效益以電價遞降方式回饋客戶。

賀年禮品轉贈計劃

剩餘年貨籲速捐弱勢
回收量較高峰減七成
【明報專訊】新年剛過,家中是否囤積賀年糖果或餅乾?吃不完,不妨捐出。聖雅各福群會近年回收禮品及食品量大不如前,去年僅回收2400份,較2007年高峰的8276份勁減逾七成,受惠家庭亦大幅由4388個減至2571個,呼籲市民及早捐出過多賀年禮品。

聖雅各福群會自2004年舉辦賀年禮品轉贈計劃,鼓勵市民捐出剩餘賀年食品及禮盒,減少食品過期的浪費,並將節日氣氛帶給基層。福群會服務經理吳雯賢稱,一些基層家庭因不能花錢慶祝新年,為節省派利市、送禮及交通費等而「避年」。她指曾有一名受惠的12歲女孩,因家庭收入僅數千元,只能勉強維持生活基本需要,從未嘗過朱古力,當她收到轉贈的朱古力時,眼光沒離開過糖果,直至活動結束亦不肯走,害怕一走便收不到禮物。吳雯賢指出,對基層來說,收到轉贈的禮品,可能是節日內唯一的祝福。

經濟兩極同影響回收

雖然福群會增加賀年禮品的回收點,但回收數量減少。吳雯賢指經濟增長時,不少市民外出度歲而減少送禮,或送贈醬料、麵食等多作自用的賀年禮品,導致近年回收數字有下降趨勢。經濟差時,市民又會減少送禮,故回收禮品遇上不少困難。她指過剩的賀年禮品多會積存至過期,最後被丟棄,她希望市民能及早捐出,期望今年能回收約4000份禮品。

她續稱,不少有興趣參與回收及捐贈食物的公司,因擔心食物中途變壞,影響受惠者的健康而卻步,建議政府參考美加等地的回收及捐贈食物政策,立法免除捐贈食物者及轉贈物者的刑責限制,以鼓勵更多機構捐贈食物。

Wednesday, February 16, 2011

「 90後動員」

90後動員
走出校園關注政事

2011年02月16日
【本報訊】 50萬人踐碎基本法 23條立法,「孕育」出中學生聯盟,反高鐵運動雖無法阻止撥款,卻造就了「 90後動員」誕生,反政改期間由 facebook走到現實,本月初舉行會員招募大會,目標是令中學生更關心政事,發出 90後的聲音,「將來個社會係我哋嘅,第日就輪到我哋話事,個社會變成點,我哋都要承擔」。

「將來個社會係我哋嘅」

去年初反政改一役,鍾曉晴是其中一個在立法會外靜靜寫粉筆字的女生,今日她是「 90後動員」的負責人。她本身是古洞居民,直言是新界東北發展的受害者,與爸爸成立古洞北發展關注組,「到第二期諮詢我哋先至知,成條村冇人知要拆, 09年底先開始研究,就係嗰陣開始參與社運」。

「好多 90後覺得呢啲嘢離佢哋好遠,係大人諗唔係佢哋諗,但係將來個社會係我哋嘅,第日就輪到我哋話事,個社會變成點,我哋都要承擔。」不過鍾曉晴說組織成員普遍年紀小,參與集會時會避免肢體衝突,但在地上寫字、苦行等的行動一定支持。鍾曉晴指唐英年早前發表「車毀人亡」論時,她在現場,「唔同意佢咁講,喺度轉移焦點,自己施政失誤,唔聽人講嘢,就話人唔應該抗爭」。

香港的耳聽心言基金

半聾青年獲助來港開刀
姊停學打工仍無法負擔費用
【明報專訊】流感病毒上耳可引致中耳炎,嚴重患者的耳朵會流出惡臭膿液和弱聽。在內地農村長大的青年阿羽因無錢治病,左耳病情一拖十年後終於變聾,更可能因耳內膽脂瘤併發腦膜炎,隨時有致命風險。最近他獲香港一個慈善基金資助他在港動手術的費用,家人變賣家當替他籌得旅費,終於在上周正式接受治療。

19歲的阿羽在中國廣西農村長大,家中靠種大米維生,6、7歲時開始發現左耳不時流膿和聽力減退,常聽不見老師說話。阿羽姐姐疼惜弟弟,不惜停學到工廠打工,掙錢替弟弟治病,但仍無法支付5、6萬元手術費用,左耳病情一拖便十年,直至左耳失聰,中耳炎後惡化成膽脂瘤,位置鄰近腦部,隨時有腦膜炎甚至致命風險。阿羽的姐姐說起便忍不住哽咽:「動手術要5、6萬元,家中無法負擔,所以才拖到現在。」

香港的耳聽心言基金聯合仁安醫院,贊助了兩名內地耳患青年來港動手術,阿羽便是其中之一。他在上周接受手術切除膽脂瘤及進行耳膜修補,目前康復良好,雖然聽力未必能夠恢復,但瘤已被消除亦沒有再流膿,令他重獲新生。

中耳炎惡化可致膽脂瘤損聽覺

中大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教授、耳聽心言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唐志輝表示,七成流感患者會因病毒上耳而出現中耳炎,大部分病情輕微,會自行康復,但假如久病不癒可令耳膜「穿窿」。在香港,每3000名中耳炎患者中有1人會出現嚴重併發症,好像膽脂瘤等而令聽力受損,患者接受手術便可避免病情惡化。

廣西沒有耳科手術中心

香港技術先進,甚少人會承受失聰之苦。但唐志輝指出,阿羽的故鄉廣西省,全省500萬人口都沒有一個耳科手術中心,令內地有大量貧窮患者,因無法承擔跨區到別處求診的醫療費用而變聾。唐表示,將在2月底舉行兩場演奏會,望籌得70萬善款在廣西建立耳科手術中心,每年替500名像阿羽一樣的貧困青年動手術。

另一名獲贊助來港治療耳患的16歲少女陳智嫻說:「能夠聽得見,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很感激有善長給予我們一個機會。」

Tuesday, February 15, 2011

東華籲關愛勿開放個人捐款

東華籲關愛勿開放個人捐款
【明報專訊】關愛基金成立至今,一直被質疑「與民爭利」,指會令其他服務社會的非牟利慈善團體善款大減。不過,有140年歷史的老牌慈善機構東華三院,主席梁定宇說他們的善款多來自普羅大眾,籌款工作暫不受關愛基愛影響,但希望基金不要向普羅市民及中小企「埋手」,以免造成競爭。

梁定宇說,捐款人是明智的,他們捐出善款都會想知款項的用途、受助對象,以至行政費用及機構運作透明度等,「關愛基金目前fulfill(滿足)不到剛才所說的」。早前東華三院於港大一項機構形象調查中,獲選為香港市民最熟悉和最值得信任的慈善機構,他笑言東華三院用了140年建立品牌,不相信關愛基金可於短時間內與之相比。

梁定宇認為,關愛基金「傾親都是千幾萬、甚至過億的捐款」,對象與東華三院面向普羅大眾有所分別。他認為,要保障非牟利慈善團體,關愛基金不應開放給個人及中小企捐款。

綠色和平籲政府停核電計劃

環團籲政府停核電計劃

【明報專訊】綠色和平旗艦船隻彩虹勇士號現正訪港,昨晚在「幻彩詠香江」演出期間,於文化中心外牆投影「濫用能源高估用電」和「核電孽緣早日了斷」字句,批評環境局早前公布的氣候變化諮詢文件誤導市民,高估本港未來10年耗電量會大增30%,建議從境外大幅引入核電供應,綠色和平認為這最終會令港人承擔更高的核泄漏風險,以及負擔擴建核電廠帶來的龐大投資。綠色和平呼籲港府盡快推動社會全面慳電,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要求政府終止擴展核電的計劃,從慳電手,真正邁向綠色經濟。

政府山關注組

政府山關注組成立 (17:01)
中西區關注組等16個團體與40多名專業人士、前政府高官、學者等,今日正式成立了「政府山關注組」。

政府山關注組指出,自去年10月政府提出重建中區政府合署(即政府山)計劃以來,各界反對聲音不絕,最近更有調查指出,逾7成市民希望保留政府山作公共用途。

他們指出,20個民間團體於上周聯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規劃申請,要求將政府山列為「歷史保護區」,受法例保護。這是歷來最多關注團體聯名的規劃申請,希望政府重善如流,不要一意孤行,與民意對立。

(即時新聞)

組織反對活熊取膽公司上市

組織反對活熊取膽公司上市 (17:14)
亞洲動物基金會向當局提交意見,反對以活熊取膽生產熊膽粉的福建歸真堂藥業申請上市。

《新京報》報道,福建歸真堂藥業近日引發關注,主因是一份福建省環保廳對於歸真堂的環保核查資料,經互聯網發布。

資料顯示,該公司上市籌資用途是「年產4000公斤熊膽粉」和「年存欄黑熊1200頭,年繁殖黑熊200頭」。

春節期間,歸真堂計劃上市的消息也在微博上引起熱議,不少網友呼籲抵制該公司。據網站介紹,該公司是一家以黑熊飼養、繁殖、科研為主體的企業,目前為大陸南方最大的黑熊養殖基地。

亞洲動物基金會向福建省證監局遞交書面聲明,稱「活熊取膽是一個殘忍而不必要的行業」。聲明指出,為了抽取膽汁,人們在黑熊腹部製造一個長期不能癒合、直達膽囊的傷口。「這樣的傷口及每日反複抽取膽汁的操作,對黑熊的生理及心理造成巨大折磨。一家以活熊取膽為主業的企業,不應獲得上市批准。」

亞洲動物基金為一家動物權益慈善組織,一直致力於在中國廢除養熊業。

(綜合)

Monday, February 14, 2011

廈門市五齊人文職業培訓學校

以理想之名——記張芳女士
廈門市五齊人文職業培訓學校創辦人及理事

作者:肖非
(原文: http://www.social-enterprise.org.hk/ses2010/publications/05)

2010年,是五齊人文職業技術學校創辦的第八年。在八年前,身為世界500強企業高級白領的張芳,放棄了原本富裕悠閒的生活,創辦了廈門、乃至全省、全國第一間面向農民工的人文職業培訓學校——五齊。這八年間,張芳有過歡樂、有過失落、有過迷茫、甚至有過痛苦,但是,憑著對理想、理念的執著,她堅持了下來,直到今天,坐在社企民間峰會的講臺上,與包括筆者在內的聽眾分享她的經歷。

在中國內地開辦社會企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沒有政策的支援,張芳只能以私營企業、民辦單位的方式註冊五齊,這便意味著較高的稅率。為了降低成本,張芳和她的團隊中的每個人都身兼數職,雖然工作起來很累,但只要可以幫助更多的農民工,他們都毫無怨言。同時,農民工作為一個相對敏感的話題,張芳必須主動和各級政府部門溝通,確保學校可以正常的運營。與政府部門的溝通並不會一帆風順,張芳建立五齊學校的目的甚至曾多次受到質疑。有一段時間,張芳想把五齊人文職業培訓學校從企業轉為非盈利機構,以幫助更多的農民工,但卻導致了道德信任危機(即民眾質疑五齊學校之前收費辦學之目的不純)。面對政府的質疑、媒體的職責、民眾的不解,支撐她冷靜地解決爭端、處理危機的,正是她希望幫助更多農民工的理想。

回憶起最初的歲月,張芳女士感慨道:"沒想到當初一個單純的幫助農民工的願望,竟會成為我畢生為之努力的理想。"或許是被她的學生的勤奮與努力感動,又或許是對平民教育理念的認同,讓張芳堅定了自己的理想。而她正是以理想之名,走過了這艱苦但快樂的八年,並且繼續在農民工教育的路上走下去。

明報社論: 窮人食物支援

食物支援窮人正確
誰派怎派須斟酌
【明報專訊】財政預算案公布在即,由於庫房水浸,不少人要求政府向基層人士「派糖」,紓解民困。據報政府考慮撥款支援專門接濟窮人的食物銀行,但據本報上周報道,運作近兩年的食物銀行成效不彰,撥款大部分仍未使用。雖然計劃效益未如理想,但食物開支是基層的主要開銷,從食物入手資助貧困人士的方向正確,社會應討論的是如何汲取教訓,把計劃做好。若能改善食物銀行的效率,社會可為處於水深火熱的貧困人士直接提供最需要的幫忙,這樣「派糖」才值得。

窮人食物開支比例高 通脹肆虐百上加斤

財政司長曾俊華下周將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不少政黨均提出額外派發生果金、綜援「雙糧」、電費津貼、公屋免租等措施,但仙女散花式派糖方案,就如乘直升機在鬧市上空撒鈔票,表面上人人受惠,實際卻是泥牛入海,效果成疑。

香港通脹開始上升,有產者在資產泡沫狂潮中,若投資有道,身家或許仍有所上升;但不少基層無產者搭不上資產泡沫的便車,成為全球資金氾濫下的輸家。愈貧困的家庭,食物開銷佔家庭總開銷的比例愈高,香港也不例外。有學者研究指出,食物開支往往佔香港貧困家庭開支四成,因此,派發食物是準確對焦的扶貧方法。

金融海嘯後政府已於2009年2月推出短期食物援助計劃,但據本報上周三報道,原來計劃當初承諾的1億元撥款,截至去年11月底只批出2277萬元,大多數款項仍在庫房。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則指出,計劃申請條件嚴苛,導致申請人數未及預期。

此外,計劃運作近兩年,共有5間機構參與,但效益差異甚大。聖雅各福群會用錢最少而受惠人數最多,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使用撥款最多,但受惠人數只及聖雅各的55%,每人每月成本更是聖雅各福群會的3.5倍。效益懸殊,是因為食物銀行的營運方式可「自由發揮」,是否接受捐助、是否租用倉庫、如何入貨等,各機構政策不同,成本亦各異。

預算案的紓困措施之一是撥款支援食物銀行,但政府亦考慮到撥款派不出的問題。從香港的實際情考慮,由食物入手支援基層的方向是正確的,政府應繼續支持。只要食物分期派發,受助家庭難以把物品倒賣,確保公帑真正用在食物之上,就可避免了過往曾經出現的用綜援金外出旅遊的鬧劇。香港目前最應做的,是總結營運食物銀行遇到的困難,把計劃做好。

首先,目前受惠人士只可領取最長6星期的食物援助,「糧期」屆滿後要再等半年才可再申請,如此短期的資助猶如杯水車薪。因此,政府應考慮放寬申領的時限,讓受惠家庭獲得較長時間的資助。

此外,由於派發食物後受惠家庭仍需煮食,部分家庭或因燃料費問題而無法受惠,故今後資助方式可以更靈活處理。例如部分社區若受助人較集中,可以改由社區中心直接供應免費或廉價餐,總之每個社區均有獨特情,應由當區的社福機構自行決定派發食物的方式。

派食物治標不治本 創造就業才是正途

另一方式是直接派發食物券,讓受助家庭到指定的食肆用餐。此舉必須注意運作細節,避免食肆乘機加價,推出食物券時必須與食肆訂定合約,確保食物券可換取指定分量的食物,避免食肆從中「抽水」。

更重要的是,由於不同社福機構的成本效益各異,政府應把資源向最具效益的機構傾斜,讓有能力的機構承擔更多的服務,同一筆公帑將可讓更多的人受惠。

食物銀行雖能解貧困家庭燃眉之急,但並非長遠滅貧之道。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學者黃洪在2008年一份於「全球非政府組織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報告,引述了美國食物銀行聯網組織Second Harvest Food Bank Network總裁的話指出,單純建立更多更大的食物銀行,未能根本解決飢餓問題,貧窮、失業、無家、缺乏醫療等,才是基層人士面對飢餓的主因。因此,坐擁巨額盈餘的特區政府,最應該做的是為香港創造新的經濟動力,創造就業,讓基層人士自力更生,紓緩貧富懸殊。這才是最有效運用公帑的方法,挖空心思派糖,追求一時的掌聲,不是政府應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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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膳坊廉價貨墟

貨品平市面一半
廉價貨墟挽尊嚴
【明報專訊】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上月底在深水首辦新春年墟,推出低於市價至少一半的各式年貨及食品,供500個接受食物援助的家庭選購,該會坦言,相對食物銀行為受助者免費派6周食物,廉價貨墟對貧窮基層幫助更大,他們正計劃將此項目擴展,「他們覺得自己也有能力付錢,不是靠人免費接濟,更有尊嚴!」

聖雅各福群會企業拓展高級經理李玉芝不諱言,「食物銀行只為受助者提供短期免費食物援助,但6周過後,他們怎解決長期食物問題?」廉價貨墟受助者同樣只限經甄別的低收入受助家庭,以免被濫用,地點可設於該會的服務中心,可由受助家庭擔任義工協助日常運作,免除租金及不用大量聘員,但其他細節如向供應商以折扣價入貨等,尚待進一步研究。

涉賣物收費 難用撥款補貼

此外,政府就食物銀行的撥款,目前只限於免費派食品,計劃拓展的廉價貨墟服務,涉及賣物收費,故未必可直接將食物銀行的撥款作補貼。該會亦不希望政府一刀切將食物銀行轉型成廉價貨墟,令有需要的家庭可繼續獲免費食品渡難關。

食物銀行倡轉型

食物銀行倡轉型
首選熟食飯堂
【明報專訊】據了解,政府下周三公布的預算案或會增加食物銀行撥款;社會服務聯會則建議改革食物行政制度,政府可資助團體成立「熟食飯堂」,讓窮人不用餐餐捱罐頭,亦可將食物銀行擴大成「窮人超市」,向窮人派發食物以外的日用品如廁紙、沐浴露等,紓解基層在高通脹下勒緊的褲頭。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希望政府可放寬使用食物銀行的資格、即每個家庭半年內只能領取6周食物援助的規限,讓有需要的低下階層獲較長時間支援。她建議政府可在新一個財政年度,增撥2億元全面改革食物銀行運作,由服務模式、使用對象、網絡點等,都可變得更廣泛。

餐餐罐頭乾糧缺營養

現時獲當局資助的食物銀行,大多只派發罐頭及乾糧,方敏生認為,窮人長時間進食副食品,難攝取足夠營養。此外,不少單身草根,為省錢都不欲在家開火煮食,體弱長者更欠烹調能力,她建議當局資助團體在社區開設「熟食飯堂」,讓區內基層吃到新鮮飯。

社聯調查發現,2008年通脹期,共有9個團體向5000人次提供熟食;乾糧則由8間機構提供服務予2203人。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於2009年金融海嘯期間,於灣仔開辦「10元開飯」熟食服務,總幹事曾永強表示,當年獲利希慎基金及政府攜手扶弱基金合共資助68萬元營辦,撥款去年9月結束服務亦完結,正申請其他撥款,希望捲土重來。

曾永強指一年間共為2.8萬人次提供晚飯,每晚平均75人,連續來3個月以上者達940人,「每餐飯,我們象徵式收費10元,目的是不希望來吃飯的人有被救濟感覺,心理上好過點,如有困難可獲豁免」。他說,大多是突然失業或低收入中年人,帶同一家大小開飯,「他們大多住港島區,坐電車來吃,我們不接受綜援戶及食物銀行使用者」。

飯堂開飯比起食物銀行有何好處?「吃罐頭冷冰冰,躲在家餐餐吃很慘情。但來到飯堂,不單可吃到營養豐富的食物,又可認識新朋友互相鼓勵。」曾永強說,社工會主動接觸來吃飯者,轉介他們至求職及輔導服務,協助基層融入社會,「我們每餐飯,都有一、一菜、一湯、一飯(白飯任吃),成本20元,由我們旗下的百合谷社區茶座供應」。

社工易接觸助融入社會

方敏生認為,政府目前只撥款資助5間食物銀行並不足夠,建議擴大社區網絡,方便各區窮人使用服務而不需有額外交通開支。政府2009年宣布撥款1億元資助食物銀行,至今只批出2300萬元,方敏生希望政府引入更具彈性的食物銀行概念,放寬申領加快撥款,在高通脹下令更多基層受惠。

明報記者

「耆安鈴」長者熱線

長者聽熱線
同聲同氣助「老友記」
【明報專訊】今日是情人節,有情人均有影皆雙,但社會上有不少獨居長者,對於長者而言,年老時失去老伴,痛苦難以言說。長者安居服務協會除了提供「一線通平安鐘」幫助長者緊急需要,亦有電話關懷服務「耆安鈴」慰問長者,長者義工更以過來人身分撫平喪偶長者的情緒,助他們走出傷痛。

過來人做義工 鼓勵充實生活

70歲的Miki自丈夫離世後一直熱心做義工,她擔任「耆安鈴」義工已經有5年,她指曾接到有長者致電來訴說老伴離世後的傷悲,坦言由於她也曾身歷其境,明白箇中感受,會向對方直言「只有自己先幫到自己」,安慰對方若不開心,「他(死者)在上面知道」,對方聽完也會明白,Miki亦會鼓勵對方空閒時可做義工,充實生活。

Miki又說,曾經有獨居婆婆很不開心,「她長期無人理,無兒女,無取綜援,因為其老公死時叫她不要申請,所以她生活好難過」。Miki勸她放下包袱,向她解釋拿取綜援並非一定不好,而且社會亦有責任回饋長者,令對方得以釋懷。

助解兩代溝通問題

雖然年紀大,但Miki亦深明年輕一輩的想法,她指「有些仔女會嫌(長者)煩,與他們交談會很悶」,故此兩代溝通難有共鳴,「我會說知道,有認同,他就有興趣繼續講」。同為「老友記」,Miki更懂得慰問長者的技巧,例如不會問「仔女有無返探你」等問題,她說︰「如果人家沒有兒女,你就是在他的傷口灑鹽。」

並非所有來電長者的故事均是可憐的。Miki曾遇過有婆婆來電埋怨女兒當她隨傳隨到,Miki細問下,發現對方的女兒每周上班6天,休息那天致電婆婆叫她出來飲茶而被「怪責」,Miki薄責她不知足,反問她:「那麼要與你預約?」Miki也十分體諒下一代,「不要責怪年輕的不給錢,若有錢收就應該說聲『多謝』」。

現年72歲的芬姐,因本身及丈夫身體不佳,2006年申請一線通平安鐘。她指丈夫曾感到不適,但沒有按鐘而自行到急症室求診,結果足足花了6小時,「用平安鐘可以慳一半時間」,她有感平安鐘是長者的救命鐘,「自己身為長者,也應該為長者服務」,故一年後,由用戶變成「耆安鈴」義工,打電話慰問長者,「他們開心,自己都開心」。

■耆安鈴﹕1878 238

循道衛理灣仔酒樽回收計劃

更生男深夜勤執樽 爆樽案激減
每周回收4晚 試行3月初見成效
【明報專訊】每逢周末假期,灣仔駱克道一帶擠滿酒客,曾因偷竊罪被判入更生中心的Jacky完成日間工作,每周4晚會到該區參與「特別任務」,收拾遍地酒樽回收,環保之餘更間接大減當區的「爆樽」傷人案,由回收酒樽計劃推行前10個月的11宗案件,即每月平均1宗,減少至計劃推行3個月以來只有1宗。

灣仔警區、灣仔區議會及循道衛理中心自去年11月推出為期半年的「棄置酒樽回收」先導計劃,由區議會撥款8萬元資助,由4名更生人士在每周4個凌晨,在灣仔駱克道及盧押道一帶收拾酒樽。

灣仔警區副指揮官歐陽照剛指出,區內有酒吧又有便利店,很多酒客在便利店買酒,再到酒吧外狂歡,令區內馬路旁、郵筒頂等放滿酒樽,酒客容易在推撞間發生意外,甚至成為酒客發生爭執時的武器。歐陽照剛指出,去年1月至計劃推行的11月10日,區內「爆樽」案有11宗,而計劃推行的3個月內,只有1宗爆樽案,但他強調,計劃需推行較長時間,才見到真正成效。

酒客回收桶當嘔吐桶

每周4晚、每晚凌晨2至4時的兩小時「執樽」工作看似簡單,事實上短短兩小時也可以發生很多事。22歲的Jacky離開更生中心,日間在貨運碼頭工作,家住九龍區的他每逢周三、周五、周六及周日晚上,放工用餐後便到灣仔駱克道、盧押道一帶「巡邏」,收拾路邊的玻璃酒樽,放入附近4個紅色回收桶,再運到修頓球場回收。

Jacky最常遇到的是「醉到嘔」的酒客。他說,回收桶經常被酒客當作垃圾桶,甚至是嘔吐桶,他都要戴上雙層手套,在嘔吐物、唾液、食物渣滓中拿出酒樽。有一次,他想上前處理回收桶的酒樽時,一名外籍漢突然衝向回收桶嘔吐,他只好無奈地將回收桶運到附近籃球場公廁清洗,但他說,不少酒客和酒吧東主已知道他們的工作,會主動將酒樽投入回收桶。

區議會﹕盼環署食署助推廣

計劃推行了3個月,現正進行中期檢討,下月將繼續推行。循道衛理中心總幹事盧錦華指出,目前要解決清理回收桶,以及投下酒樽可能會破碎的技術問題。灣仔區議會主席孫啟昌則希望,完成半年計劃後,環保署及食環署能加入參與,甚至可推廣至其他地區。

明報記者

動物村村公所

動物村村公所
Animal Village Association (AVA)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309970238466)
本村成立目的是希望建立一個平台, 集合全香港義工力量, 全力幫助貓狗尋家、絶育、舉報虐待個案。

“家”對於流浪和被遺棄動物從來都非必然, 牠們要尋到一個可託付一生的家, 亦從來都是崎嶇難行, 牠們這條”尋家之路”需要一群充滿愛與熱誠的義工, 沿途幫忙這群被遺棄的小生命!

This village is established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 platform to co-ordinate the effort of all the volunteers throughout Hong Kong for the purpose of locating home for stray dogs and cats, neutering them and reporting any abuse cases.

“Family” i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be taken for granted to stray animals, it is a very rough path. This “path of finding a home” needs a group of passionate and loving volunteers along the route to help out and to aid this group of deserted animals.

希望加入成為本村之村民, 請遵從以下之村例和宗旨:
1) 時刻宣揚尊重生命, 盡力拯救流浪和被遺棄動物;
2) 支持領養, 反對買賣; 盡力減低人類對購買動物的需求;
3) 協助流浪動物”先絶育, 後尋家”;
4) 不分地域, 無分你我, 團結義工隊的力量, 齊心協力幫助這群可憐可愛的動物謀褔祉!

If you wish to become a villager of this village, please abide by the following rules :-
1. To respect life and make all effort to safe stray and deserted animals;
2. Support adoption, object to animal trading and as far as possible lower the need to buy pet from pet farm.
3. To assist stray animals “neuter first then home placement”
4. To amalgamate the power of the volunteer team, to act as one to help the poor homeless animals

Sunday, February 13, 2011

活化廳: 放學拍拖實驗

可申報「其他學習經歷」鐘數
藝團邀學生做拍拖實驗

2011年2月13日
(星島日報報道)若戀愛是人生必修課,為何有人總重複犯錯?明天情人節,是否只有送花食飯?有藝術團體邀高中生拍拖去換取「其他學習經歷」(OLE)鐘數,諷刺學校全權決定學生應該學習甚麼,窒礙全人發展。教育局表示,不鼓勵學生自行安排校外活動,認為欠缺教師指導會影響學習成效。

  記者:楊耀登

  就讀中五的江卓珊,不滿由學校決定學生應該學習甚麼,去年八月起和就讀知專設計學院的李偉盛,找藝術機構「活化廳」合作,籌辦「其他學習經歷=放學拍拖實驗」活動。

  江卓珊說:「所有事都是(學校)由上而下安排,學生便不懂自己搞活動,可能等到讀大學才有機會,這樣是阻礙學生全人發展。」這項「其他學習經歷=放學拍拖實驗」活動,在本月邀請全港高中生在拍拖後到活化廳填寫報告,回答「這次拍拖學習到甚麼」、「個人或對方的表現有何需要檢討」、「推薦拍拖活動或地點」等問題,活化廳便會簽發證書,讓學生交回學校申報其他學習經歷鐘數。

  教育局稱應由校方主導

  活動策展人黃慧妍指:「戀愛是重大人生課題,學校卻從來沒有教人怎談戀愛,學校認為聽陳太(陳方安生)演講是學習,拍拖就不是學習,但其實有些人由小到大拍拖都犯同樣的錯,直到三十多歲仍改不了。」

  江卓珊認為,拍拖可學習如何處理人際關係,她曾嫉妒前男友與其他女性過從甚密,不時借故吵架,她說:「其實有很多事不是想到就要說出口,可以豁達點,不要互相挑剔。」

  對於學生自行設計其他學習經歷,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學校在籌劃課程時擔當主導角色,學生毋須自行安排其他學習經歷,學生在欠缺教師專業指導下,其學習成效或會受影響,局方不鼓勵學生自行安排校外活動,再向學校申報鐘數。

  校長恐為鐘數而拍拖

  教育評議會主席鄒秉恩批評,政府將其他學習經歷活動認可權全交予校方,導致有學校為免麻煩而統一安排活動,扼殺學生的學習自主性。他認為,局方應檢討現行政策,以個案形式解釋何為認可活動,又可參考現時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時數」做法,讓學生與老師自議活動。

  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阮邦耀表示,機構若能為學生安排輔導,正面指引學生處理兩性關係,他相信活動能有正面效應。他擔心活動若欠缺輔導,只單純為學生簽發鐘數,會導致有學生為簽發鐘數而拍拖。

  根據新高中課程中,學生於三年內將百分之十五的課時,合共四百零五小時,作為其他學習經歷;學生須參加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相關經驗、藝術發展和體育發展等五個範疇的活動,以協助全人發展。

政府管治與公民社會

政府管治與公民社會﹕
合作與矛盾

星期日明報 林煥光
【明報專訊】前言﹕

田二少化身清潔工「親身體驗」在職貧窮,日前他在報紙撰文,「執金」籠屋之後,他從企業角度分析了現今清潔行業配備落後效益低,也從切身苦更深切體味到基層的灰暗,想到細微處,更籲請生意人不要拒收毫子,因為窮人生活毫子下下都要計住。

編者聽過有人這樣評價﹕看大富翁「真人騷」讀他表白,好黑色幽默,心情複雜,酸。民怨日深大家都看得見﹕「市場主導」是貧富愈走兩極——

買樓只有豪宅沒有中間價,直資制度將窮子弟趕出傳統名校;但政府只會不斷重複「做大經濟個餅」窮人就分到更多的謊言。

財爺行將宣布他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他是否又會只一味派糖? 今期我們刊出退休公務員林煥光一次出席研究香港問題公開講座發表的講稿,

他在公務員體系逾二十年,認為香港回歸後進入政治型社會,政府需要適時轉變管治作風,包括與公民社會合作。

* * *

政府的主要職能

首先,我需要交代現代政府的職能。政府有「大」「小」之分,主要在於對經濟活動及公民生活之干預。

香港殖民地時代政府定義自己好「小」,中國政府則定義自己好「大」。但無論「大」「小」,一些基本的職能還是普世的﹕保障公民及領土安全,保障公民權利,創造及分配資源,提供及管理公共利益,籌劃及應付未來。此外,現代文明社會的一些管治準則也應該是普世的﹕管治權力必要受有效制約;管治者及管治集團必要定期獲公民重新授權;管治者及管治集團的更替要以公開、公平及和平方式進行。不同的管治制度雖然有不同的準則,但權力一定要制約,我做了30年政府有好深感受。我們的官員已經是極少弄權和貪污,但沒有制約的話,一樣可以好腐敗。

現實的管治環境

現實的管治環境是怎樣的呢?我所指的不單是香港,而是全世界的環境。自18世紀開始試驗過各種理想﹕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式各樣的主義後,大部分民眾都覺不應再空泛的講理念。而且公民變得愈來愈醒覺。受多年的免費教育、新聞自由及互聯網等因素影響,全世界的政府都面對威信下降的問題。更弔詭的是,愈有歷史的民主國家民眾對政府和政黨信任愈減。加上政府普遍管治能量跟不上科技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要欺騙民眾的難度增加了。

另一方面,受市場經濟急劇全球化的影響,不少發達國家/地區都面對熾熱的成本競爭壓力,尤以香港為甚。香港是全世界大城市中最早沒有藍領工作,之後是低級白領工作,現在中級白領的工作亦逐漸消失。後果就是,管治難題遠比答案多,如長期失業、貧富差距、人口老化、市場失衡、資源緊絀、環境惡化等等。

民眾重視施政實效高於施政理念,就連北京政府也感受到壓力,所以你會看到溫家寶總理經常要出來抱小孩。另外,政治和政策爭議傾向直接訴諸群眾,這也不是民主社會獨有的,內地的「上訪」、「釘子戶」等抗爭也正在發生。這是由於群眾愈來愈不信任和依賴政府保護他們的利益。因此政府的政策制訂,也日益受制於利益集團和壓力組織,政策目標及日程也傾向短視。

行政「主導」?

特區政府雖然很多時候說行政主導,但現實上是主導不了。因為基本法訂定了三權分立,分享治權的基本架構。而且傳媒和公民社會多元和活躍,民眾重視維權、視捍衛個人自由和私人權利為天職。

在管治的實際運作層面,行政長官權力受到高度制約,要順利推行政策首先要得到一小撮的「政治持份者」支持。在這裏我要先解說什麼是「政治持份者」。他們的人數很少,大概只有百多人。前台的包括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主要的區議會主席、政黨的領導、一些站在前台的商家和政治人物。另一部分在後台,大多數與中央有密切關係﹕包括人大/政協委員、幕後的大商人、傳媒大老闆和各種隱形持份者。

特區憲制下的行政「主導」,實則應正名為行政「游說」。「游說」不是指講道理,而是講利益﹕就政治利益取捨、妥協。立法會就是政治利益的交易所。權力來源愈獨立於政府者愈是「只取不捨」。為什麼游說民選議員高度困難?因為他們的權力不來自政府,而是選民。為什麼游說人大/政協委員也不容易?因為他們是北京委任的,沒有必要聽特區政府的話。行政長官其實在憲制下權力不可謂小,但為什麼主導不了?就是因為當憲政上的權力要落實時,既不能使用武力,又不能指揮權力並不來於特區政府的人。在開放社會行使憲制上的權力,不是一紙公文就可以的,行政長官需要運用高度的政治技巧。

如何善用管治權?

要有效地運用行政權力,行政長官要三管齊下、缺一不可。首先是構建政治威望高地。第二,是打穩公眾民望平台。為什麼民望不是第一?因為香港的實際情是直接的政治影響力集中在少於二百人的「政治持分者」,不過民望仍有其幫助。第三,是積極善用獨有優勢。

政治威望不是指在民眾心目中的政治威望,而是在「政治持份者」眼中的政治威望。持份者愈少,愈難建立政治威望。這威望是與行政機關的游說能量成正比,是施政的關鍵因素,也是最難掌握。影響政治威望的因素是什麼?行政長官個人的政治能量極為重要,所謂政治能量是個很複雜的概念。通俗一點地說,就是人家覺得你「武功高強」、好能幹,因此不敢隨意反對或傷害你。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決策的素質。行政機關千萬不能做的事就是作出草率的決策,然後又隨便收回或更改,令「政治持份者」失去了尊重和信心。

最後,這個「做手關目」表演能力也是挺重要的。很多時候,「政治持份者」不知你在盤算什麼,也不知你的後是什麼。他們只能透過傳媒知你說過了什麼,靠日積月累的經驗估計你的策略。一個有優良表演能力的行政長官可以透過有技巧的政治演藝,表達出能進能退,敢作有為的風範,以政風服人。

民望也是構成政治能量的重要成分,行政長官的支持者和對手都要評估民眾是否支持他。不過,民眾很難應付,因為他們大多數時候都不太留意政事。所以,他們對行政長官的觀感大多數只是憑印象,只能大體上認定他是否個好人,和能否值得信任。民望的上落其實很平常,但如果民望下跌之後,很久也爬不起來,即反映民眾對他的態度已出現質變,那他就要算一算他的政治桌下還有多少本錢。

影響民望的因素有很多,很多時候是民眾的切身議題,如房屋、醫療、教育等,或是民眾(自以為)認識的其他議題。此外,就是民眾眼中政府的成就或失誤頻密程度,尤以後者為甚。

行政長官還有其獨有優勢﹕他有提出和收回議程和議案的權力;指揮龐大的行政機關的權力;以及傳媒全程注視的影響力。假如能夠善用這三項權力,再配合上述的政治能量,行政主導也不是全無可為的。

特區施政的困局﹕行政≠政治

港英時代行之已久的是行政型政府。行政型政府的特徵是行政架構能夠以效率和廉政就可以較好地應付日常運作,AO是行政型政府施政的骨幹,他們縱使在不同大學畢業,但大體上是同一種文化背景系統出身,效忠同一制度和價值觀。「遊戲規則」是愈少變愈好,即使變也是緩變。但97來臨,《基本法》實施了,通過各層次的選舉,政府無可避免地要轉向政治型政府。政治型政府的最大特色是政治領導層主導,「政治持份者」在台前幕後參與管治更深,他們的成分也更多元化。他們效忠不同利益,「遊戲規則」隨「政治持份者」利益頻繁變動。目前特區政府的困局,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特區政府仍以行政型政府的班底及思維模式,去應付急速政治化了的施政環境,不單格格不入,而且予民眾以無力控制局面的負面感覺。

有效組成多元公民社會的背景

組織公民社會參政有很多好處,陳祖為教授剛才說了很多。我認為還有多一樣好處,就是政府把小圈子擴大了,多一點公民持分者參與,便可以減低那一小撮特權持分者的殺傷力。所以,站在廣義的公眾利益角度也值得培植公民社會。他們的志願及自治本質亦可淡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力。當然,利益集團亦會嘗試滲透各種各樣的公民組織,甚至是自己建立所謂的公民社會組織來維護他們的影響力,但始終總比把政治放於一小撮人手上好。但組成有能量的公民社會也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如果社會一窮二白是弄不成的,因為沒有足夠受教育的人,沒有足夠有閒暇的人。還有一樣很重要的是要有一定數量「關心的民眾」(attentive public),即一些關心政治的人。大體上在成熟的公民社會一般有20%至30%左右。如果看上次備受打壓及杯葛的5‧16補選仍有17%的投票率,香港的attentive public數量肯定高於20%,而且是正在上升。所以香港應該已有充分的條件引導公民社會參與施政。

特區公民社會發展的進程

說一說我做AO的經歷。在1980年代初期推行地區行政民主化時,當時的政務專員都負有催生公民社會的政治任務。所以現在18區都有文藝協會、體育協會、賢毅社、地區商會等公民組織,甚至互助委員會及業主立案法團,當時都被認為是公民社會組織。當時政府的願景是建立一系列非政治本質的組織,與政府建制維持緊密關係,在政治有需要時,可以發動起來支持政府的立場。這是當時地區政務專員的政治任務。但1980年代是一個動盪年代,除了中英談判,也有1989年六四事件。其後十年間,50萬精英港人家庭外移。絕少其他地區在和平時期有類似香港1980-90年代的大移民潮經歷,當時公民社會發展受到窒礙,停滯不前。直到03年及之後,由於特區政府施政連番失誤才再激發起新一代的公民社會重新上路!

公民社會的前景

我對於公民社會前景的看法很簡單,喜歡與不喜歡也好,資助與不資助也好,打壓與不打壓也好,政治型社會必然催生公民社會,政府是面對沒有選擇的選擇。政府一是完全不理會公民社會的發展,另一選擇就是爭取公民社會,參與政事,減輕施政阻力。因此,政府要思考的是如何拓展公民社會議政和參政空間,而不是應否去做的問題。最後,我引述行政長官(曾講過)的說話,他競選連任時在《南華早報》發表的一篇文章﹕My Pledge to Connect with the People(SCMP 14 Feb 2007)內,他說﹕「我將與香港市民制訂伙伴計劃,以後的政策(催生)將由下而上,我們的官員(只)作為利益協調者。」我想他自己也記不起曾經說過這番話了。

編輯 梁詠璋

研究:激進80後只佔部分

研究:激進80後只佔部分 (10:48)
政府去年委託3家大學研究「80後問題」,發現表現激進的只是佔一部分。

港大社工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大部分80後青年的共通點,都是對社會現狀不滿,並希望追求社會公義,激進的只是佔一部分。

葉氏認為,政府現在面對的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不應該只集中關注80後,否則無法改善。

活躍於社會運動的80後青年陳景輝表示,自己只是一個關心社會的公民,試過衝出示威區,但不認為這是激進行為 ;他又批評設置示威區的做法,限制示威者表達訴求自由。

對於政務司長唐英年早前批評80後青年不理性的言論,嶺大學生會會長鄭司律表示不滿,要求政府開放更多空間與青年參與社會事務。

菜園村祈禱會兼攝影展

祈禱會兼攝影展
籲毋忘菜園村
【明報專訊】菜園村村民、關注組成員與多個天主教和基督教團體合共約70人,昨午在尖沙嘴碼頭對出舉行「守護家園 扎根土地 與菜園村村民同行祈禱會」。除祈禱、分享和唱詩,大會展出菜園村抗爭歷程的相片。關注菜園村事務的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葉寶琳表示,雖然路權問題恍似解決,仍希望可藉活動令都市人繼續關注菜園新村的發展進程,守護新村建成。

螳臂擋車菜園村

星期日現場﹕螳臂擋車菜園村
【明報專訊】「發叔」劉皇發周三出席鄉議局新春團拜忽然公告出現「神秘善長」,一場糾纏村民政府以至廣大香港市民的「路權」紛爭,霎眼之間煙消雲散。可徘徊腦際一直揮之不去,卻是「發叔」把「元崗新村路段授權書」移交菜園村村民葉伯時,兩人貌合神離的表情。

「路權」二字不是日常用語,大概直至收地現場爆發衝突朱凱迪「被浮腰」前,一般人驟耳聽都摸不出什麼套路,路權到底是何物。到底一個「善長」的五百萬元,搞掂了什麼?於是,相約朱凱迪翌日帶我和攝記阿良去看看新村。原本想約在元崗新村村口集合,約時他在聽筒另一頭支支吾吾﹕「不如走小路入村……我怕被人打。」後來我走經元崗新村時,確見村口掛血紅標語「外來入侵 流血收場」,警告標語似是衝菜園村村民而來,叫人憂心將來建村後的鄰里關係。終於見到朱凱迪,他說,多番試圖約見元崗新村及大窩村村長,得不到回覆,「希望其他的村民明白,我們會了解他們的意願,現在唯有先做好自己,盡量在施工期間,減少對周邊環境的影響。」

然後,朱凱迪帶記者先走到螳螂的腹部連的一條小路,細說這14.5萬呎的開荒故事。

瘦削如紙的他攤開規劃圖,「有村民請風水師睇過,話這裏地形像螳螂,水源由頭流向尾部,原本是不錯的,不過螳螂手臂小得像被截斷了,將來要擴充土地範圍,讓『手臂』壯大。」

朱凱迪沒有再說土地像螳螂在風水學上是好是壞,可是螳臂擋車的寓言故事中,有一個教人千萬別要不自量力的寓意。可在菜園村運動中,這隻螳螂卻見逐步成長,為了打破宿命,奮力伸展牠那雙胳臂,抵擋隨高鐵而來的堆土機——縱然有一只螳臂是先天不良的。

6分鐘後,走到螳螂下腹位置,即新村入口,雜草遍地,不遠處正建有多座三層高丁屋,屬元崗新村範圍。朱凱迪說﹕「一位『神秘善長』突然出手解決路權費問題,善長究竟是否真有其人,除了劉皇發,其實無人知,可幸是村民得知有人出錢買下路權費時,確是鬆一口氣。」

新界土地潘朵拉盒子

由2008年政府宣布菜園村要清拆開始,朱凱迪一直義助當地村民,兩年多以來,成立關注組搞復耕計劃,由紙上談兵到買地而後實際規劃,他說,猶如打開一個潘朵拉盒子,揭出亂七八糟的新界土地問題,其中一個就是路權。通往新村的私家路全長500米,涉及逾10個業權,路權費索價最初是三十萬,之後五十萬,然後是五百萬。村民無力解決,搬遷計劃受阻,決定留守菜園村。至於「神秘善長」買下的,是距離菜園新村最接近的150米路段路權。

「在路權問題上,我們一直很被動,完全不知道如何定價,對方說多少便多少,這是鄉議局派一位中間人來報價的,這中間人不屬於附近兩條村村民,但他卻可從中抽佣,即使是土地買賣,也是由這些中間人負責。」朱凱迪站在幾棵無人打理的荔枝樹旁續說,去年底,菜園村村民花1800多萬元,買下4幅共14.5萬呎土地,由事前資料蒐集到聯絡地主買地,過程都要比想像中艱難。

解決了一截150米是否就一天光晒?朱凱迪引述劉皇發說,只是解決最後一段路,沿路的私家地段也可使用,這是圍村人的共識,當然最好白紙黑字明文寫清楚,說時摸了摸頸背。原來上月中他被工人撻傷的頸患至今一直忍忍作痛,要靠朋友按摩紓緩痛楚。

獨臂螳螂淨土

說罷跟他直往大帽山山腳走,到「螳螂頭」,那是一片種滿劍蘭花的高地,附近就是清潭水塘的閘水區,看得見那道源源流向低地、貫穿「螳螂」身體的清水源。

菜園新村規劃的大前提,是發展永續生態,重新擁抱香港日益萎縮的農業。朱說道,農業是早年新界非原居民賴以維生的方式,新規劃大計是要找回他們的聲音和尊嚴,以昭告社會除了地產霸權及金融業,香港還可以有其他的選擇,非原居民不要再被動地受制於原居民鄉村政治。

「新界農民很多是非原居民,早在1960年代,不少大陸人偷渡來港,落戶新界,租用原居民地主的農地,石崗菜園村是當中典型例子。農民耕種數十年,養活兩代人。他們有的是租用新界原居民的土地,有些是用政府的官地。」然而自30年前起,農地逐漸改變成貨櫃場或廢車場等用途,從事農業的人數大幅下降,很多土地受污染後,難以復原。

據樂施會資料,農民人數由1980年代的數萬人下降至目前約4,900人,有估計指現今仍活躍、有出售蔬菜的農友,僅約500人。1999年,本地蔬菜佔全年整體銷售量的12%,鮮花則佔57%;至2008年,已分別下跌至3%及35% 。

朱凱迪說,務農的非原居民,半生貢獻本地農業,心裏卻很自卑,因他們擁有住屋,卻沒有土地業權,當土地被收回,農地沒有了,住屋同時消失,「所以每當要收地,他們最先想到的,不是反抗剝削,而是能否上公屋」,他說,這種帶歧視性的制度是時候要改變。

為了尋找適合耕作的土地,菜園村關注組與村民由去年3月起,走訪了大約20塊地,買下過去80年的飛機鳥瞰照片,逐塊地研究水流、風向及土地過去用途,曾經改作廢車場及貨櫃場等一概不考慮,「(耕地)已受污染,有毒化學物質滲進泥土,不能用來耕種。」最後,可選擇的只餘下4至5塊,集中元朗八鄉。最終在年多以後,選定這一幅獨臂螳螂,位處元崗新村及大窩村之間,農地未受污染,鄰近清潭水塘,由高處引水成河,方便灌溉,低地建有魚塘,可作生態池排洪及處理自高位流下的污水,是難得的「淨土」。

由於拆村工程逼在眉睫,他們未買地已開展規劃。為求事成,村民要向當地村民妥協,將來不得參與兩條村的村長選舉。

永續生態村歐美及台灣都十分流行,對村民來說是全新概念。村民與來自港台的學者一起開了超過200小時的會議後,村民同意新村有30%用作公共農業用地,作有機耕種,40%屬公有地。

重建人鄰關係

「為了重建人鄰關係,新村無車道,所有車輛必須停泊在村口。」我們離開「螳螂頭」,走到位處「螳螂頸」的一棵大樹下,朱續說﹕「這棵大樹是由劍蘭花農傅家種的,已經40多歲,我們建村時,會保留這棵大樹,配合地勢及風向建屋。」傅家是唯一受新村建設影響的農民,他們一家日後可以繼續租用這裏的土地耕作。劍蘭因今年天冷而遲遲不開花,到現在才開,錯失了新年旺季。朱凱迪他們正在想辦法,協助花農把花賣出去。

規劃過程波折重重,大部分時候紙上談兵,好些人打了退堂鼓,本來的90戶大幅減少至47。跟朱凱迪繞了一個大圈走到「低地生態池」,一大片魚塘,位處螳螂的尾巴,這裏就是曾被原居民要脅割讓以換取以50萬購買路權,否則路權費就要500萬元。

「建村除了為菜園村村民,也可啟發其他非原居民為主的鄉村,延續下去的可能」,朱凱迪預計,未來數年,粉嶺萊洞村、粉嶺北、古洞北和坪輋等10多條村落,非原居民將被陸續迫遷。

步離「螳螂新村」範圍,經元崗新村私家路離開,那條近日經常見報的黃色的攔路柱仍然豎在路中央,發叔口中「圍村人講說話一諾千金」、「牙齒當金使」何時兌現?

同日,另邊廂,原居民劉女士答明報記者,不會再要求割讓魚塘,但新村村民須為她開出新路容讓通過,用路權換路權。怪不得發叔那天團拜,笑得牽強。

文 彭碧珊

Friday, February 11, 2011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

被港珠澳大橋港方工程覆蓋
赤鱲角天然海岸勢湮沒

2011年02月11日
【記者蔡元貴報道】路政署正為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的基建工程招標,當工程落實之時,就是香港歷史上一個重要島嶼失守之日。保育團體指出,工程範圍剛好覆蓋了赤鱲角的最後一段天然海岸,若政府剛愎自用一意孤行,香港又會永久損失一個地質環境。

橫跨珠海、澳門與香港的港珠澳大橋內地部份已經動工,香港接線部份工程將於今年展開。所謂香港接線,是指大橋進入香港水域範圍後,在機場島南岸落腳,並沿機場島東南岸接入日後建成的香港口岸邊檢大樓。接線全長 12公里,造價預算為 100億元, 2016完工。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多次反對該接線的設計方案,理由是路政署選擇在機場島現存唯一天然海岸填海,建造高速公路。換言之,曾是天然島嶼的赤鱲角,將會完全淹沒於鋼筋水泥之下,徹底淪為人工離島。

地貌會主席吳振揚說:「從都市發展角度而言,將一個天然島嶼百分百夷平,變成一個人工島,係好不智嘅行為。」他指香港人的自然保育意識已大大提高,沒必要的破壞天然地貌,社會難接受。

該段天然海岸全長約兩公里,大部份是由花崗岩組成的岩岸,還有兩個小沙灘。海岸環境舒適,常見東涌居民及機場的上班族踏單車、緩步跑及釣魚。日後高速公路落成,空氣變壞,這些康樂活動恐怕不再適宜。

曾要求把接線移出

地貌會曾去信反對香港接線的設計方案,要求把接線向海移出,保留海岸天然原貌。吳振揚說,北大嶼山快速公路也沒完全覆蓋天然海岸,保存了大蠔灣的原本地貌,證明地貌會的建議可行。但路政署堅決要在赤鱲角天然海岸填海,以便闢地興建管制中心。

吳振揚指出,香港最大特點是「城中之郊」( nature in city),郊野公園和地質公園均毗鄰市區,「香港人煙稠密,郊區買少見少,能夠保留天然地貌,好值得自豪。如果政府為咗工程方便,破壞埋呢段天然海岸,非常可惜。」

赤鱲角原是香港礦業重要地點,蘊藏豐富的石英礦產。回歸前,港英政府推出玫瑰園大計,把赤鱲角夷平,建造成現在的香港國際機場。赤鱲角小島的真身,至今僅殘存於機場島東南的觀景山和旁邊的一段海岸。

從礦場到機場,赤鱲角一直在香港佔據着重要的經濟地位。早期在赤鱲角開採的礦產,包括工業用高嶺土、燒製陶瓷及玻璃用的高質鹼性長石,以及用途多元的石英。

岩層由花崗岩組成

考古研究成果顯示,青銅時代,大約相當於中原商王朝中期至秦代,赤鱲角已開始有人生活。
吳振揚說,赤鱲角是香港的地質窗口,島上岩層主要由花崗岩組成,花崗岩是香港最主要的石材,「如果喺機場附近,能夠保留一段天然地貌,等下一代對自己地方多啲了解,都可以培養到下一代對香港嘅歸屬感」。本報記者

「團立基金會」

團體擬購大浪西
稱魯連城願面談
【明報專訊】慈善團體「團立基金會」擬斥資2000萬成立保育信託基金,購下大浪西灣,早前已委託著名建築物師季鐵男製作保育計劃。基金創辦人之一黃先生昨表示,商人魯連城親自致電給他傾談,他對於魯連城是否願意將大浪西灣「交出」表示樂觀,形容事情「唔係無得傾」,相信「大浪西灣會有Happy Ending(好結果)」。

擬復耕建旅舍助村民維生

黃先生昨向城規會提交季鐵男製作的大浪西灣保育活化計劃書,季鐵男去年10月由挪威特地來港到大浪西灣視察,整份計劃書準備了約3個月,內容提及復耕、興建旅舍等,黃先生指這樣是為了製造經濟活動,讓村民留下仍可維生。

黃先生說︰「魯生畀電話我,話可以見面。」他形容與魯連城在電話交談的氣氛良好,認為「件事有前進空間」,他已將有關計劃書交給對方,稍後將會面。

黃又指出,成立信託基金只是保育大浪西灣手段,並非唯一方法,現時只是拋出一個概念圖讓公眾討論,至於實際內容、以至信託基金運作的具體細節,會交給大浪西灣的前線保育人士,他只會在建築、法律及資金方面支援。

黃先生續稱,提出方案後仍要面對不少困難,方案除涉及魯連城的私人土地,亦涵蓋公地及郊野公園地,並要經得起社會討論,他相信社會上的討論仍很漫長。本報昨聯絡魯連城擔任主席的蒙古能源(276)的公關公司,對方指未能取得魯連城的回應。

城規會今日討論大浪西灣發展審批草圖所接獲的350多份申述及意見書,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建議把土地暫列作「非指明用途」,有效期3年,之後將被分區計劃大綱圖取代,土地用途將經過公眾諮詢及由城規會決定。

Thursday, February 10, 2011

美國對華援助協會

盲人律師遭軟禁視頻曝光 (14:21)
總部設在美國的一個關注中國人權團體披露了一批據稱是「盲人律師」陳光誠在家中被軟禁情況的視頻。

這是陳光誠自去年9月9日刑滿出獄以來,外界首次看到了陳光誠的影像。發布視頻的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稱,這些視頻來自「一位不願透露身分的中國政府朋友」。

又稱「赤腳律師」的陳光誠曾經在其生活的山東省臨沂地區從事計劃生育維權工作,2006年被當局以聚眾阻斷交通、毀損公共財物的罪名判刑4年3個月。

對於陳光誠被軟禁的情況,臨沂沂南縣警方稱他們並不知情,中共沂南縣委宣傳部官員則拒絕回應。

美國曾多次對陳光誠的狀況表示關注。國務卿希拉里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上月訪問美國前發表的一篇演說中也提及了陳光誠。

陳光誠在第一段視頻中說:「轉眼之間,從小監獄走入大監獄已十來周了。」按此推算,這些視頻大約是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之間拍攝的。

陳光誠與她的妻子袁偉靜在總長超過一個小時的視頻當中講述了自去年9月9日出獄以來被當局軟禁的情況,也拍攝了一些疑似政府人員監視其居所的情況。

陳光誠夫婦在視頻中指控當局在其位於雙後鎮東師古村的住所周邊安裝干擾器,阻止他們使用手機與外界聯繫。

他們在視頻中稱,自陳光誠出獄以來,當局每天分三班人員、每班22人對其進行監控,他們的女兒也不能上學。

(英國廣播公司)

彩虹勇士二號來港告別

彩虹勇士二號來港告別
保育22年 綠色和平船長﹕彩虹永在
【明報專訊】「You'll never sink The Rainbow or what it all stands for.(你永遠不能擊沉彩虹,和它所代表的意義)」1985年,綠色和平彩虹勇士一號在奧克蘭被炸沉沒,使命由彩虹勇士二號接力,轉眼間,22年的使命又快要完結,船長Michael Fincken說,當年的悲劇不單沒有阻礙綠色和平要發動的革命,而彩虹戰士三號亦將會在今年秋季啟航。

綠色和平的彩虹勇士二號曾參與的環保保育行動多不勝數,由反對拖網捕魚和捕鯨,到俄羅斯參加保護森林行動,跟蹤和阻止在法國、比利時、英國和日本之間運載放射廢料的油輪等。擔任彩虹勇士號船長達8年的Michael,加入綠色和平前曾在貨船工作,其後參加一個有機耕種課程,了解化肥與農藥對大自然的傷害,遂到綠色和平當義工,再當上彩虹勇士號的船長。Michael說,每去到一處地方,他都會收集一面旗,至今收集到的旗已有88面。

憶阻巨型煤船靠岸 船員被拘

Michael憶述,與彩虹勇士二號最驚險的一次旅程是在08年,當時荷蘭一間發電廠正準備提升燃煤比例。他以55米長的彩虹勇士二號阻擋近300米長的煤船靠岸,被兩艘警船推至上岸,「當時吹離岸風,我們揚起帆,結果吹回海上,成功拋錨」,Michael笑說,雖然被警方登船拘捕,在監倉度過兩天,但當談判未能得到結果,便需要採取行動。

勇士三號秋季啟航

「彩虹勇士號」的命名緣自一個印第安人神話和傳記故事﹕印第安克里族的老婦人向其曾孫講了一個故事,指族人預言世界會進入由白人掠奪地球資源的時代,在事情發展至無法挽救之前,印第安勇士將會重生,教白人如何善待地球,這群勇士就是「彩虹勇士」。是次訪港的彩虹勇士二號亦即將退役,在港逗留至月底便會前往最後一站韓國,全新的彩虹勇士三號暫定在秋季啟航。

彩虹勇士二號訪港除慶祝國際綠色和平成立40年,亦希望向公眾宣揚「行動,帶來改變」的信息,推動香港使用清潔能源,其間會開放予市民參觀,亦會與本地有機蔬果和公平貿易團體合作舉辦綠色墟巿,鼓勵公眾選擇不傷害自然的產品。

〈華人家族生意:家長的黃昏〉

《經人》妙論「何鴻燊的黃昏」
信報 紀曉風 February 10, 2011
若非連《經濟學人》都講何家爭產,實在不想再談,即使閣下不嫌煩悶,筆者也覺口臭,但《經人》畢竟是知識分子雜誌,總能提出一些點子,好讓各路中環英雄在四季酒店「藍吧」(Blue Bar)指點江山好一番。

《經人》以〈華人家族生意:家長的黃昏〉為題,藉何家爭產風波探討兩個問題:其一是華人家族企業接班困局,往往會令其上市公司的股價大跌;另一是在未來數年,華人家族企業家長交棒給下一代,不但勢在必然,更可謂迫在眉睫。

關於第一個問題,《經人》也像早前探討過華人家族企業接班困局的《金融時報》一樣,都是引述中大會計及金融學系教授范博宏(Joseph Fan)的研究,並大同小異地指出,范教授整理爬梳二百多間港、台、星華人家族企業繼承案例,結果發現,在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出現兩代交接的前五年及後一年,經市場調整的股價,平均下跌56%(換句話說,澳博仲有排跌)。

關於第二個問題,《經人》表列出香港八大巨富的高齡及接班人的評價,當中不乏叫人踎低噴飯之抵死精句。例如說到八十九歲的何鴻燊,就指他是「謝謝地家長」(fading patriarch),而其家族成員都可以上美國王牌八婆節目《豪門恩怨真人騷》(《Jerry Springer Show》)。

再來,講到八十五歲的鄭裕彤,《經人》就說什麼其子鄭家純是執董,但其孫鄭志剛則隨時候命「執二攤」。

不過,最抵死的評價是指七十五歲的胡應湘,其長子胡文新是副行政總裁(deputy CEO),但實在「好副」(very deputy)。

而這個問題之所以特別嚴重,原因還在於在亞洲最大的一千間公司當中,有三分之二是家族企業。單講香港,更有七成以上的上市公司,不是由創辦人控制,就是由其家族成員控制。總之,搞不好,又一次香港崩盤,以至另一場亞洲金融風暴,隨時都會在未來十年連環公演。

Wednesday, February 09, 2011

規劃署︰「非指明用途」足保大浪西

規劃署︰「非指明用途」足保大浪西
【明報專訊】城市規劃委員會本周五討論將大浪西灣劃作「非指明用途」土地,要求土地上任何動土工程,只要超出農業用途,均須經城規會批准;規劃署認為,雖然土地仍可作農業用途,但任何足以改變原本准許用途的工程,例如任何更改河道、填土等,均不可進行,認為對大浪西灣已有足夠保護。

超出農業用途 須經批准

大浪西灣的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去年8月初刊憲,建議把土地暫列作「非指明用途」,有效期3年。城規會就該草圖收到350個申述及4份意見書,當中一份反對申述及一份意見書是西貢區鄉事委員會主席駱水生所寫,指大浪西灣全劃入綠化地帶會對持有產權的村民不公平。

大部分意見書支持限制發展

其餘申述及意見書均支持限制發展,以保育該處環境,當中40多份申述更表明應進一步將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園或劃作自然保護區。

關注大浪西灣環境的團體去年中發現,商人魯連城在大浪西灣的私人土地,被人大興土木,懷疑打算建屋,政府後來急急頒布發展審批地區草圖,以凍結有關工程,但該草圖不能凍結「農業發展」。

聖雅各眾膳坊

開源節流
聖雅各用錢少幫人多
【明報專訊】5個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的營辦機構,分別獲得1450萬元撥款(其中250萬元是一次過服務開展費),營辦為期3年的食物銀行,營運方式「自由發揮」,機構如何入貨、派出多少食物、是否接受社會人士捐助等,都會影響計劃的效能,計劃營運21個月以來,聖雅各福群會的「眾膳坊」使用了撥款302萬元,多達1.1萬人受惠,是用錢最少卻最多人受惠的機構。

兩成食物來自捐贈

聖雅各福群會的「秘訣」,不外乎開源節流。眾膳坊服務經理吳雯賢表示,機構在開源方面積極尋求捐助,包括資金及實物捐助,兩成派出食物便來自捐贈。踏入機構位於大坑西的貨倉,數十個麻包袋內裝滿白米,估計有逾百公斤,全是農曆新年前的捐助品。

受助人的食物包會有一周的食物,包括3公斤米、7個「可拌飯」罐頭及7份麵條,吳雯賢表示,機構視乎捐助所得的食物及服務對象,在食物包加入麥皮、餅乾等乾糧,短期內會加入食油。

大批入貨 原有倉庫儲糧

至於節流,眾膳坊每次入貨均向不同批發商「格價」,每次訂購大批食物,而批發商也不會過分加價,以免損失長期客戶。眾膳坊的食物都放在地區中心原有倉庫,只在荃灣區租用教會一個地方存貨,盡量節省租金。不過,由於服務受眾包括離島區,每運送一箱食物需額外付50元運費,對成本有一定壓力。

天糧網租商場存貨增成本

另一邊廂,由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營辦的「天糧網」使用撥款最多,有562萬元,卻只有6000多人受惠,是平均每月每名受助人成本最高的機構。負責人陳麗雅表示,機構一直按政府撥款作預算,在預算內購買食物,平均每人每周的預算為200元,費用悉數以撥款支付,捐助所得會用在機構另一個長期食物銀行計劃,故計劃所用的政府撥款較多。

「天糧網」派發的食物包除白米、罐頭和麵食,亦有雞蛋、食油、乾糧,陳麗雅表示,機構平均每月入貨一次,約兩至三個月重新格價,其間供應商加減費用,均會「入住貨先」,機構亦會為伙伴機構中央統籌食物來貨及儲存,但由於地方所限,機構需在屋商場租用舖位做貨倉,直接增加行政成本。

食物銀行批款少 促放寬申請
議員倡撤半年等候期
【明報專訊】政府於2009年2月底推出短期食物援助計劃,至今運作近兩年,當日承諾的1億元撥款,原來大半仍在庫房等候提取。截至去年11月底,社會福利署只批出2277萬元,與計劃「3年1億」的預算有大段距離。據了解,財政司長曾俊華本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紓困措施之一是撥款支援食物銀行,但政府亦考慮到撥款派不出的問題。有立法會議員期望政府放寬短期食物援助的申請限制,令餘下的大量款項讓更多人受惠。

2008年金融海嘯後,政府推出多項紓困措施,包括資助食物銀行,向5間營辦機構分別提供最多250萬元的「開動費」,並資助1200萬元營辦,當中行政費上限為180萬元,總額餘下的2750萬元則預留作備用款項。政府當年預計計劃可維持3年,最少有5萬人受惠。

計劃自2009年2月底推行,截至去年11月底,政府只撥出2277萬元,至去年底約4萬人受惠。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指出,2008年政府因應金融海嘯及物價高企推出計劃,結果通脹沒有預期中厲害,經濟復蘇也較預期快,令食物銀行的需求下跌,「無論是綜援申請個案或低收入人士的人數,2010年均較09年下降6至7%,失業率亦由5.5%回落」。

罐頭為主 未迎合所有家庭

除了客觀經濟環境因素,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施麗珊指出,計劃申請條件嚴苛,導致申請人數未及預期。她說,提供的食物以罐頭為主,並非所有家庭適合食用。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服務經理吳雯賢指出,計劃推行首半年出現「一窩蜂」申請,但半年已穩定下來,申請人數及購買食物的開支亦較預期少。

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指計劃關卡嚴謹(申請限制見下表),建議政府放寬限制,容許受助人領取6星期援助後,毋須等候半年便可再申請。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認為,放寬限制可容許未至極貧困的市民也受惠。

通脹難經營 關愛基金研支援

周永新指出,政府開始運作計劃時怕需求龐大,定出若干條件,計劃最後檢討要明年完成,故目前要「返轉頭」不容易。但他說,基層市民對長期食物援助的需求增加,營辦食物銀行的非牟利機構面對通脹,經營捉襟見肘,他透露關愛基金正商討在這段時間提供支援。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當局承諾全數撥出1億元、沒有日期及人數限制,並按食物銀行的申請而批出金額,食物銀行的審批條件並非「開倉派米」式人人受惠,未符合條件會被前線社工轉介至其他輔導服務。

社會福利署發言人回應,以現時的服務使用情,預計1億元的撥款可供計劃運作至2013年,社署會密切監察營辦機構的表現、計劃的運作及服務需求,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措施及尋求新資源。

明報記者 馮樂琳

6周糧期屆滿
打回原形捱餓
【明報專訊】單親媽媽鄧群娣患有高血壓、胃潰瘍等毛病,兩名兒子正修讀大學,3母子的日常起居飲食「慳得就慳」,「交得租又無錢開飯,兩個仔有時餓到胃痛,我真是心好痛」。曾申請食物銀行援助的她說,援助期最長6星期,過後隨即打回原狀。

本身領綜援的鄧群娣,正領取第二次食物銀行短期援助。她以往趁街市即將關門時買「貨尾」,「用5元或10元買一大兜魚,醃住可以食3日,買菜尾都可以食幾日」。由於白米價高,為了慳米,她會煲稀粥作兒子的早餐,加入番薯增加飽肚感,她說食物銀行提供的白米最有用。

白米最有用 慳米煲稀粥

兩名兒子讀大學前完全無收入,每人每日只有20元零用錢,交通費和膳食費包括在內,鄧群娣最心痛是兒子捱餓致胃痛,但無奈綜援用作交租後所餘無幾,甚至要借錢開飯。雖然暫時得到食物銀行支援,但鄧群娣直言,援助期始終有完結的一天,「唯有見步行步」。

育有一對子女的陳女士,全靠19歲的兒子養活一家三口,由於女兒只有6歲,陳女士無法外出工作,買要買最便宜的,有時靠友人接濟。住公屋的她無法申請短期食物援助計劃,在友人介紹下申請社福機構的食物援助,為期3個月,3個月「糧期」屆滿便要再等半年。

Tuesday, February 08, 2011

329家社會企業

329家社會企業為弱勢社群創造數以千計就業機會

政策倡議及社會企業業務總監蔡海偉先生筆者上月出席香港循理會社會服務在荃灣大會堂開辦的社企餐廳「悠閑閣」的開幕儀式,品嚐由餐廳自家製作的美食,見到每一位員工都面帶笑容及自信,體會到社會企業為弱勢社群帶來的希望及發展機會。

原來這已是循理會開辦的第二家悠閑閣,第一家位於屯門一商場內,營運三年,已上軌道,且有盈餘。由於循理會累積了相當經驗,又得到政府「伙伴倡自強」計劃的資助及康文署的支持,故決定在荃灣大會堂開設第二家。

社聯剛出版的2011年版《社企指南》,共收錄329家社企的資料,比前一年只增加9家,反映營辦社企的團體較以前審慎,不會一窩蜂的開辦社企,反而會累積經驗,在有把握的時候才拓展。循理會正是一例。

不同社企有不同的社會目標,有的推動環保,有的促進健康,但較多的可能是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社聯收集了109家社企的僱員資料,發現他們共聘用 1,695職員,其中1,160是弱勢社群,約佔總數七成。相信329家社企,已在香港不同角落為弱勢社群創造了數以千計的職位。弱勢社群藉此得到自我實 踐及發展機會,增加自信,提升就業能力,對自己對家庭對社會都有很大意義。

另外,社聯亦收集了約50間社企的營業資料,盈虧約各佔一半,總營業額為1.2億元,可見部分社企在營運方面仍面對不少困難,除了租金外,有效的商業策略 及銷售渠道亦是很多社企急需改善的。社聯與滙豐銀行合作設立的社會企業商務中心,就是針對社企的需要,提供顧問服務及集體銷售平台。在今年情人節我們便會 透過Circle K售賣社企製作的花束,希望得到你們的支持。

「公平點」辦教育增收入

「公平點」辦教育增收入
【明報專訊】香港公平貿易動力於2005年成立社企「公平點」,主要推動香港及中國公平貿易運動,生產的貨品包括有機食品、手工藝品、文具、書籍等,社企亦會透過講座及工作坊,向中小學、大專院校及教會推廣公平貿易。開業5年多雖然仍未達收支平衡,香港公平貿易動力總監趙善榮稱,在批發、零售、推廣三方面發展,相信今年將錄得盈利。

趙善榮表示,05年初開業時鬥志旺盛,不過經過兩年發展方向不清,故進行全面檢討,訂立5年計劃,與不同機構合作設計產品,擴展生產線至亞洲十多個國家,同時增加銷售模式,「例如我們有參與社聯的『好好生意』平台,推廣自家產品,亦與社企合作批發,售出數以萬計貨品。」

蝕足5年 料今年收支平衡

「公平點」亦在佐敦及荃灣設有地舖,佔現時該社企的總收入七成,在聖誕及新年期間,更推出朱古力、布織袋、有機紅酒等禮品包吸引客源。除銷售產品外,「公平點」亦有統籌教育活動,從而收取顧問費。

趙善榮說,現時公司已經上軌道,營業額由08/09年度的60萬元,增至去年度的127萬元,雖然仍有10多萬元虧蝕,但他相信今年可增加兩成營業額至150萬元,同時有望恆常購物的會員數目增至7000人,預料今年內可達收支平衡。

受資助社企虧蝕嚴重

受資助社企虧蝕嚴重
民政事務總署今年第二季放寬資助社企的「伙伴倡自強」計劃申請資格及延長資助期,但卻欠缺完善配套支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計本港現有三百二十九間社企,當中一成獲「伙伴倡自強」計劃資助,但五十多間有提供財務狀況的社企中,卻有近半是處於虧蝕狀態,部分更因經營困難或抵受不住租金上漲而結業、轉型或合併。有長期虧蝕的社企批評政府欠缺支援,轄下場地在租金或進行推廣活動從無協助,窒礙社企發展空間。

社聯每年更新社企指南時向社企收集資料顯示,全港現有三百二十九間社企,較○七年大幅增加四成八,涉及一百一十六間機構,大部分是按《稅務條例》第八十八條註冊的慈善團體,其中三十三間獲「伙伴倡自強」計劃資助。五十多間有提供財務狀況的社企去年總營業額達一億二千多萬元,但近半數卻出現虧蝕,有家居清潔服務店去年虧損高達六十萬元,另有十三間虧損金額介乎十至二十萬元。其餘有盈利的社企中,設有九間分店的朱古力店及提供商務支援服務的社企,均有六十萬元盈利。

資助有規限 生意焗撐

社聯業務總監(政策研究及國際事務)蔡海偉指出,每年約有不足一成的社企因經營困難或租金問題而結業、轉型或合併,部分售賣生活百貨或手工藝品的社企未能承擔貴租開舖,只靠網上推銷;部分由非政府機構開設的社企運作模式似提供服務多於經營一盤生意,未能迎合商業運作需要。

至於不少社企出現虧蝕仍繼續營運,他指,部分社企獲政府資助受資助期規限,即使虧蝕仍會靠資助補貼繼續運作,部分則是新開辦正處於發展階段,有望轉虧為盈,另有個別則會透過籌款彌補虧損。

「伙伴倡自強」耗1.1億

民政事務總署○六年推行「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資助合資格非牟利機構成立社企,至今已批出一百一十個項目,涉款達一億一千萬元,當局計劃今年第二季以先導計劃形式,接受未有按《稅務條例》註冊的非牟利機構申請,並延長資助期由兩年延至三年。

蔡海偉認為,政府除了資助外亦應提供實際支援,例如聯繫商界與社企合作,以商界營商經驗協助社企自力更生,以及考慮在政府轄下場地提供租金優惠或豁免,「好似房屋署咁,唔會當社企係福利事業,唔會提供租金優惠」,他又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場地可豁免社企進行推廣或銷售活動。

■記者陳慧明

營運商轟政策窒礙發展
【本報訊】「社企一般都係小型運作,但政府好多政策都對社企造成打擊,但又無咩豁免,政府應該喺政策做下鬆土工作,幫下社企!」成立六年的社企香港公平貿易動力從沒申請政府任何資助,只靠一班核心團隊成員支援經營,每年都虧蝕十多萬元,總監趙善榮深深體會政府支援社企不足,不少政策都窒礙社企發展。

香港公平貿易動力由非牟利團體營運,從事推廣公平貿易教育,並設立店舖售賣公平貿易產品例如曲奇餅、茶包等,成立初期營業額極低,至○八、○九年度營業額六十多萬元,上年度升至一百二十七萬元,今個年度有望增至一百五十萬元。雖然營業額連年上升,但因不斷擴展發展規模,每年皆有十多萬元虧損。
社聯協助重訂發展計劃

趙善榮指,最艱難是成立社企兩年後,因虧損而失去發展方向,其後獲社聯協助下重新制訂發展計劃,透過成立會員制度及改善產品包裝等,業務才重新回到正軌,亦令他深深體會政府對社企欠缺支援,「喺政府場地辦活動,叫做慈善義賣就得,但社企推廣銷售就有問題,售賣就變成小販,要攞牌先得!」

他指,香港社企少有聯繫,政府只集中支援受資助的社企,對沒有申請資助的團體支援極少,不少政策往往成為社企發展的絆腳石,認為政府應促進社企之間的交流,並在政策上對社企應拆牆鬆綁,提供適當支援。

社企清潔公司慘蝕60萬

社企增幅放緩
清潔公司慘蝕60萬
【明報專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發表首份社會企業發展調查,發現過去4年來,社企數目增幅明顯放緩,今年透過社聯登記的社企共有329間,淨增長只有9間,跌至單位數增幅。而在50間有提供財務狀的社企中,近半更錄得虧蝕,其中一間家居清潔公司更倒蝕60萬元。社聯認為經過多年營運經驗,社企籌劃者已採取較審慎方針,不會「為開而開」。

社聯早前向各社企蒐集財務狀及其他資料,了解他們的營運狀。在數目方面,今年一共有329間社企透過社聯登記,雖然較07年的222間增加接近五成,但增幅明顯放緩(見表一)。以09/10年度為例,共有320間社企,較前一年度上升19%,但今年社企淨增長只有9間,增幅只有約3%。

50間有數據 近半虧本

而在50多間提供財務資料的社企中,近半數於過去一年未達收支平衡,最嚴重是一間於去年開業的家居清潔公司,至今已虧蝕60萬元;另外亦有13間社企虧蝕逾10萬元。不過有悲亦有喜,有從事便利店、食肆及印刷舖的社企突圍而出,一年內淨賺60萬元。

過去2年護理醫療增最多

另外,就社企提供的各類服務,過去2年以護理及醫療增加最多(見表二),由09/10年度的68間增至今年的113間,估計與人口老化、陪診服務需求急增有關。而從事飲食、教育與培訓的社企亦分別增加16間及13間。而社企涵蓋的行業亦更為多元化,包括影樓、翻譯及直銷服務等。

社聯業務總監蔡海偉表示,今年新開辦的社企有16間,倒閉社企的數目維持於整體的5至10%。他坦言社企數目增幅相對較往年少,「NGO(非政府機構)開辦社企速度較慢,原因是在經驗累積下較為小心,不會因為政府有資助就開,會有把握才開業,顯示出較為成熟的現象」。

鼓勵團體多與商界合作

至於社企虧蝕情持續,蔡海偉認為主要受租金及行業競爭影響,「私人企業招聘清潔公司時,會出現鬥低價的情;而部分政府部門的小食部由社企投標營運,但如泳池等康樂設施,有旺淡季之分,難以預算收入。」他認為,由於大部分慈善機構擅於從事社福服務,故目前仍以醫療、護理及教育服務的社企主導市場,而社企營運始終需要商企知識,故鼓勵民間團體多與商界合作發展社企。

議員批評政府支援不足

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則批評,政府除了撥款外,未有實質政策支援社企,部門間更鮮有使用社企服務。他建議政府在招標時,應為使用社企或願意聘請殘疾人士的機構加分,以作鼓勵。

明報記者 陳家俊

「伙伴倡自強」計劃擬放寬

「伙伴倡自強」計劃擬放寬
【明報專訊】為協助社企營運,民政事務總署2006年起推行「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當局有意於今年放寬計劃資助的申請資格,由目前只有慈善團體,放寬至所有非牟利機構,並將資助期由2年延長至3年。不過,有議員對建議有保留,擔心「非牟利」的定義廣泛,會有人「渾水摸魚」。

開放予所有非牟利機構

「伙伴倡自強」計劃現時只接受獲《稅務條例》(第112章)第88條認可的機構,即慈善團體成立的社企申請有關資助,計劃推行至今已批出約1.1億元,涉及110個社企項目,造就1800個就業機會。政府計劃在今年以先導計劃的形式,接受所有非牟利機構遞交的申請。民政事務局發言人指出,有關的推行細節將於稍後公布。

立法會社福界代表張國柱對措施有保留,認為應先釐清「非牟利機構」的定義。「如果自稱為非牟利機構,就可申請,可能街坊會、社團聯會、工會都可申請。」

社聯業務總監蔡海偉支持有關措施,但對於另有建議放寬至私人公司、牟利及個人機構感擔心,「這樣會引起社會關注,覺得政府用公帑資助私人公司營商」;他又指出,日後若放寬申請資格至所有非牟利機構,要更審慎批核,「例如區議員辦事處開辦社企,是提供社福服務,還是個人的政治宣傳,要小心考慮。」

新家園協會開設浴足社企

浴足社企助超齡子女來港謀生
富商牽頭社福團體打本500萬
【明報專訊】保安局上月公布4月起將放寬港人在內地的「超齡子女」來港資格,由世茂集團主席許榮茂和恒基副主席李家傑等富商牽頭成立的社福組織「新家園協會」,在新政宣布後首周已獲逾百個年老父母查詢,盼助逾40歲的內地子女來港團聚。協會將打本約500萬元,在尖沙嘴租舖營運浴足按摩社會企業,並獲地產商華懋答允提供保安和清潔等基層職位,讓超齡子女不會來港即失業,盡快融入社區。

保安局長李少光上月中公布新一輪內地「超齡港人子女」來港政策,去年成立的支援新移民組織新家園協會,其執行幹事陳義飛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自李少光宣布後,協會在之後一星期內接到逾百個本港年老父母查詢,他們主要關心如何申請。陳義飛表示,新政策下合資格來港的子女,年紀最大估計約45歲,「若他們是低學歷和技能的話,急需職業培訓。」

與內地集團合作 尖沙嘴營業

協會計劃在廣州、深圳、福建開設3個辦事處,廣州辦事處將於2至3月營運,協助內地港人超齡子女提交申請後,在內地作好來港準備,如接受在職培訓,學習廣東話和英語等,提早適應。

負責計劃的社工唐曉姣指出,協會已與內地設逾500所分店的重慶富僑合作,在香港開設社企「富僑新家園養生館」,協會注資500萬元,並已承租尖沙嘴商廈一個面積約6000平方呎地方,預計5月啟業,估計可聘請約30名員工。

來港前先內地受訓

富僑的推拿按摩服務已被列入「重慶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唐曉姣指出,這批超齡港人子女來港前可到協會內地辦事處上課,由富僑專員任教,來港前已有一門手藝。

唐曉姣表示,富僑在內地每年營業額已逾20億元,相信今年以社企形式進軍本港,可吸引內地遊客,並為超齡子女提供就業機會。

華懋提供保安清潔職位

另外,華懋集團已和協會有共識,未來可提供保安、清潔等職位,並提供簡單的培訓。不過陳義飛提醒:「內地子女長時間與父母分離,所謂相見好同住難,或會出現虐老棄老悲劇,需要關注。」

「新家園協會」在2010年6月,由世茂集團主席許榮茂、恒基兆業集團副主席李家傑等商人牽頭成立,提供香港及內地一條龍社會服務,為新來港人士提供支援,行政長官曾蔭權及中聯辦主任彭清華是榮譽贊助人。

明報記者 彭美芳

Monday, February 07, 2011

菜園村反迫遷運動七大突破

菜園村反迫遷運動七大突破

二月五、六日菜園廢墟藝術節
菜園廢墟藝術節音樂會場的大合照。謝至德

前言:近日,石崗菜園村反迫遷運動因港鐵保安的暴力行徑而再受公眾關注,愈來愈多青年朋友出於義憤加入菜園村巡守隊,希望保住村民的家,直至菜園新村建成。菜園村反迫遷運動由二零零八年底至今,在揭露不公義的制度和政策,以及開創新的社區和民主實踐上,多有突破,本單張嘗試把這些線索扼要鋪陳,希望新來菜園村的朋友和廣大市民,能夠了解和肯定社會運動對推動香港社會進步的作用,並共同探求未來的方向。

(閱讀全文: 獨立媒體網站)

特許經營安老院

集團引入特許經營安老院攻中產
【明報專訊】擁有全港35%安老院的中國安老集團,正引入「便利店」式概念,以特許經營方式營辦優質安老院,目的是在最低工資提升成本上的壓力下以提供優質服務求存。特許經營強調甲級優質服務,母公司會一條龍式監控,負責選址、領牌、物料採購、聘請專業人士等。

「母公司」負責選址裝修領牌

2002年成立的中國安老集團,由業內主要經營者組成,股東合共持有本港35%安老院,業務包括大手購入食物及老人用品,再以低於市面至少一成價格,批發予全港400間安老院。另會為院舍安排職業治療師、護士、營養師等專業人士上門服務。

中國安老集團執行董事陳志育表示,不少院舍已營運逾20年,正處於交棒給下一代的十字路口:「年輕接班人都希望將安老院變得專業,不想單聘用低技術『阿姐』,欲引入專業技能、電腦系統等。」

陳志育想到,改革安老院可仿效便利店、快餐店的中央控制集團式營運,即「特許經營」。首先,由集團以「母公司」角色負責選址、裝修、領牌等前期工作,之後公開招標,「中標者都要有營運安老院經驗,而且在行內具聲譽,沒有被投訴紀錄。」

經營先繳160萬按金 每月付16萬

陳志育說,特許經營者要先繳付160萬元按金,包括30萬元不會退還的「加盟費」。然後簽下6年經營期,期內每月需按位付租金、大約每張收費1400元,以70張位為例,每月租金便達近10萬元。另每月亦要繳付6萬元特許經營費,即營辦者每月開支至少16萬元。

營辦者有何話事權?陳說:「有權決定收費、請人等,賺、蝕就取決於經營者訂價。賺錢的話營辦者可全數落袋,母公司不會分利潤。」特許經營的好處,是營辦者不用作大額投資,母公司會安排採購、電腦系統、管理培訓、市場推廣等,並確保質素。

每月最低收費8000元

集團去年11月賣廣告,招標全港首間特許經營安老院,位於旺角西洋菜街共有71張位,鄰近九龍塘地段,目標是中產客群,取名「老舍」並於下周開幕,每個宿位每月收費最低8000元屬「市價」。

陳志育計劃今年多推兩間特許經營院舍招標,分別位於佐敦及土瓜灣,並研究專門收例如腦退化症及有洗腎需要的病患長者,以專業作賣點。至於收費,陳說要按區域及需求而定,看好優質安老院的商機。

UNICEF「零錢布施」

航機「零錢布施」
年籌1200萬元
【明報專訊】旅遊用剩的外幣零錢,一般都無法在銀行和找換店兌換,那該如何處理?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20年前成立「零錢布施」機上籌募活動,向乘客收集零錢,去年籌得近1200萬港元,較09年多250萬元,主因是受惠於人民幣升值等。基金亦不時收到驚喜,曾獲旅客捐鑽戒、金幣等名貴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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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於1991年與國泰航空合辦「零錢布施」活動,向航班上的乘客派發捐款信封收集善款,至今已累積籌得超過1億港元善款。單計2009年,本港UNICEF及國泰航空的「零錢布施」籌款總額達950萬港元,位列全球第三,僅次於英國航空及澳洲航空。

籌募經理:人幣升值帶動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高級籌募經理曾樂恩表示,去年透過「零錢布施」收到的六大貨幣依次為港幣、人民幣、美元、新台幣、歐元及日元,「以往人民幣排第3、4,去年就升至第2位。」她指出,在人民幣升值、海地及青海地震特別籌款的帶動下,2010年共籌得1200萬港元,較09年多收250萬港元。

不設捐贈限制 曾收鑽戒金幣

曾續稱,旅客來自世界各地,不時收到各種外幣。採訪當日義工點算善款,就發現斯里蘭卡、巴基斯坦、蒙古、約旦及南美國家等零錢,甚至有已不通用的韓國舊鈔。她笑言,由於「零錢布施」不設捐贈限制,間中更有意外收穫﹕「大額鈔票、支票都收過,甚至連鑽戒、金戒都有,曾收過八分一安士的金幣。」

有人捐贈貴重物,有人捐贈另類物品如鈕扣、鑰匙及糖果等,更收過聖經和其他書籍。曾樂恩表示,該會會保留有關物品一年,如無人認領,會交還予國泰處理。

助發展中國兒童 預防愛滋

零錢布施善款會用作協助發展中國家的兒童,包括預防愛滋、醫療及教育等,1美元就可為1名兒童添置1本畫簿及8枝蠟筆,或購買5劑麻疹疫苗。曾表示,去年曾與港龍航空為青海地震合辦籌款,以後會繼續研究與國泰以外的航空公司合作,並正商討將善款收集點擴展至酒店。

拆封數錢濟貧
義工見錢開心
【明報專訊】零錢布施善款都用信封收集,面對一個個滿載善款的信封,義工都小心翼翼拆開,眼明手快將零錢分類。每當義工發現大額鈔票,就算錢不是自己的都會興奮得振臂歡呼。

前公務員:未見過咁大面額歐元

58歲的退休公務員甘耀基,數年前到UNICEF擔當零錢布施義工,每周兩天到香港總部數錢,數年數錢生涯見過最大面額捐贈是一封2張500歐元再加2000元港幣,「平日見都未見過咁大面額歐元鈔票」。

甘耀基身體力行,2008年曾跟隨基金到訪柬埔寨,了解零錢布施善款用於協助當地兒童的情,他說﹕「曾參觀當地學校,了解預防愛滋病的工作,最震撼是當地邊境仍有戰時留下的地雷,年中不少兒童誤踩地雷而斷腳。」他希望零錢布施繼續推廣,讓更多發展中國家兒童受惠。

其妻梁麗珠加入零錢布施做義工已有13載,數錢多年,現在面對各國貨幣分類完全得心應手,「初初真係好慢,要睇圖案、顏色及硬幣厚度,例如澳洲跟新西蘭硬幣都有女王頭,要睇埋字眼先分得出」。

11歲小義工:會捐利市助人

11歲的馮梓汶,年紀輕輕已擔當零錢布施義工,她直言:「平日好鍾意儲錢,覺得數錢好得意。」義工服務亦令她別有體會,「以前覺得錢對我講好重要,但知道零錢布施幫助不少貧窮兒童,會將今年利市捐贈予有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