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ugust 30, 2008

團體倡麥花臣禁建住宅

團體倡麥花臣禁建住宅
2008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市區重建局打算重建旺角麥花臣運動場為多層住宅的計劃遭阻撓,地區團體「油尖旺新動力」向城規會提出反對,認為於該處興建30層高樓會造成屏風樓效應,亦反對政府變相以物業資助遊樂場協會的經費。他們建議政府應限制高樓的地積比率為3倍,亦不可興建住宅設施。

指以物業資助遊樂場協會不合理

「油尖旺新動力」代表歐陽志誠於本月15日向城規會提出申請,指出早前遊樂場協會以缺少經費為由,申請在麥花臣建住宅是不合理,認為是變相物業補貼,要求城規會限制該處只可作「政府機構社區」或「休憩用地」。

市區重建局表示,該項目是與遊樂場協會合作,重建後會提供一個現代化室內運動場、青年中心,亦包括住宅、商業設施。市建局正與地政總署進行補地價事宜,工程將於10月動工,屆時場館外的籃球場和休憩公園要關閉。

休憩公園約一半面積會在12個月後,即明年10月重開;餘下部分包括平日極多青少年聚集的麥花臣籃球場,則要在30個月後,即2011年4月才完成工程,重新開放。

新鴻基深涌發展項目

新地深涌酒店再申地推保育
長春社﹕已屬海岸保護區 保育計劃多此一舉

2008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新鴻基地產在擁有極高生態價值的深涌濕地,打造本港首個度假式生態旅遊發展項目。為了將項目包裝成發展與保育並重,新地繼3周前向城規會申請更改土地用途,在14.73公頃土地興建60幢1至3層高度假式酒店後,昨日再申請在發展項目毗鄰的4.3公頃土地,進行為期3年的「臨時生態保育計劃」,包括種植紅樹及創造淡水沼澤。

新鴻基地產向城規會申請進行保育計劃的土地臨近深涌灣海旁,新地指佔地2.64公頃的海岸保護區,區內土地劣化,故建議填土1.2至1.5米高,以協助紅樹林生長。區內亦會種植與紅樹相關的植物,促進區內植物多樣化。

種植紅樹林 建浮橋觀景台

至於保護區東南面的一幅0.46公頃鹹淡水沼澤,將會種植紅樹林。餘下1.2公頃的農業用地,將營造淡水沼澤,藉重新整理草地及鄰近水體等措施,為蜻蜓及無脊椎動物提供棲息環境。為提倡生態旅遊,區內將建造一條闊3至4.5米的浮橋及100平方米的觀景台,連接南面榕樹澳的自然教育徑。

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批評,推行保育計劃的部分土地用途為「海岸保護區」,已受法例保護,推行保育計劃是多此一舉。他指出,發展與保育項目分兩次向城規會申請,誠意不足,「應保育的土地遭到破壞,這些土地卻不在保育範圍;已受法例保護的土地,卻進行保育計劃,做得不好,反而破壞生態,到時變成好心做壞事」。

他說,新地擬建酒店的土地,原本是濕地,但已被填平多年,他早前曾到當地視察,發現生態有恢復舻象,例如有罕見的蜻蜓出沒,估計是該地荒廢多時之故,認為應率先保育該地。

環團﹕擬建酒店土地應先保育

另外,長實早前向城規會申請修改鳳園住宅發展計劃,將原定興建的高層住宅由12幢改為8幢,並加建212幢3層高洋房,有關發展項目的規劃申請公眾諮詢期於兩周前結束。城規會收到180份反對意見,當中包括管理鳳園蝴蝶保育區的大埔環保會,認為屋苑與保育地點相隔僅50米,難起緩衝作用,要求將兩者距離增至 100米。提交反對意見的組織包括鳳園村公所、香港昆蟲學會、世界自然基金會及嘉道理農場等,亦有不少市民以個人名義反對,擔心發展規模太大,日後人流及交通大增,勢必影響生態。

社會企業「銀杏館」

銀杏館開分店 明招40長者
轉虧為盈 進軍佐敦

2008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以社會企業概念經營、由長者作為團隊骨幹的西餐廳「銀杏館」,經營兩年多已轉虧為盈,將在佐敦開設首間分店,並於明日舉行招聘會,聘請40名年齡介乎60至75歲的長者。

餐館期望半年內開設第二間分店,長遠更希望分店能遍佈各區,讓更多長者能夠就業。

位於中環的銀杏館於2006年開張,專門聘用長者作管理及提供服務,開業首年每月虧損。該餐館總監麥敏媚表示,最初以180萬元資金成立餐館,完全不靠政府資助,經過不斷改進,至2007年中開始收支平衡,業務漸上軌道,今年初更開始有盈餘。

盼半年內再開店

該餐館策劃主任陳燕碧說︰「母公司一向關注長者健康,設立關心熱線服務,發覺許多長者退休後無所事事,失去人生價值,更出現抑鬱症。開設首間銀杏館招攬長者當服務員後,發現許多長者願意重投工作,積極學習新事物,而且在工作間亦可認識新朋友,擴闊社交圈子,亦有些較貧窮長者靠工作掙錢供孫兒讀書。」

麥敏媚表示,將在佐敦開設第一間分店,需要招幕新店員工,明日(28日)下午2時半將在尖沙嘴柯士甸道香港童軍中心901室舉行「長者員工招聘日」,招聘40名長者擔當侍應、樓面及廚房等工作。獲聘用長者需接受兩星期培訓,由資深員工教授餐飲服務技巧,培訓期間會有約20多元時薪津貼,而日後薪酬則按各人培訓表現及職位而定,以侍應為例,時薪介乎25至50元,員工工作時間分兩更,每更5小時。應徵者男女不限、經驗不限,能操簡單英語者更佳。

餐館經營以來,長者服務員有的曾任多年餐廳經理,有的精通法文及英文,有的則沒有任何餐飲經驗。麥敏媚期望可在半年內開設第二間分店,最終目標是每區都有一間銀杏館,讓更多長者有就業機會。

根據統計處資料,07年本港65歲以上人口達87萬,當中4.4萬人就業,佔整體僅5%,預計到2033年,每3.7名港人就有一個年過65歲,到時長者缺乏就業機會的情將更嚴重。

方秋林﹕「好戲量」佔用行人專區事件

方秋林﹕「好戲量」佔用行人專區事件
──談公民社會與公共空間

2008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今年香港網絡界有兩件衝出網絡、走向社會的大事,一件是年初網民遊行抗議警方選擇性執法,一件是上周日網民走上旺角街頭與霸佔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多年的劇團「好戲量」論爭公共空間使用權。網民遊行容或有政黨組織協助,針對「好戲量」的抗議,則純粹由網民自發。

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近銀行中心的一段,長期為劇團「好戲量」佔用上演街頭劇。近年「好戲量」的佔用範圍不斷擴大,僅表演範圍就橫亙三分之二路面,加上圍觀者及被阻塞的路人,往往做成行人難以通過「行人專用區」的諷刺情形。

有網民於8月20日在網絡社群Facebook上建立「將好戲量踢出旺角」的群組,僅3日就有上萬人參加。「好戲量」主腦楊秉基於8月24日迅即在佔用的西洋菜街舉辦一場「討論會」,還請來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曾德平和社運分子何來等參與討論。當日有數十名網民親赴「好戲量」這場鴻門宴,並發起「正視藝術、不要好戲量擾民」的簽名運動,在烈日下與楊秉基等馬拉松式討論了近5個小時。

網民不滿「好戲量」劇團主要有數點:一、阻礙市民通過西洋菜街;二、高度騷擾性和強迫觀眾參與劇場表演;三、私自劃定獨佔的表演範圍,並驅逐進入範圍的其他使用者(由寬頻推銷員、義工攤位,以至其他表演者);四、以藝術之名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將批評者抹黑成打壓藝術;五、在場內進行非演出活動,例如售賣T逷等。在8.24的討論會上,楊秉基的迴避態度並不能平息反對者不滿,網民對「好戲量」團員騷擾簽名活動更是嘩然。事件繼續在網上發酵,截至8月27日,參加Facebook反對「好戲量」群組的人數已經超過 19,000人。

公共空間活動需公民社會授權

「好戲量」及其支持者(包括曾德平、邵家瑧等學者文化人)在討論會以至其後發表的文章,不斷以「好戲量」「從事藝術行為」為道德制高點,合理化「好戲量」的問題行為。楊秉基在討論中不斷強調自己有「權」,能在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內進行他們喜歡的「藝術活動」,不受其他人質疑。他們都忽視了在公共空間進行藝術活動其實需要得到公民社會的授權。公共空間並非某團體可以獨佔的私產,而是公民社會的所有公民所共有。藝術工作者只是公民社會的其中一分子,並非公共空間裏的王,沒有便宜行事的免死金牌。

不過一個發展到相當程度的公民社會對藝術工作者有一種容忍,讓藝術工作者做一些平常對一般人不會容忍的事情,亦即所謂的「藝術執照」(artistic license)。藝術工作者要行使他們的「藝術執照」,需要向公民社會證明他們的藝術性,和對公民社會的價值。當然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對藝術的定義相當寬廣和包容,無論是民間傳統藝術也好、行為藝術也好,雖然未必所有人都認同他們的藝術價值,但都傾向接受為藝術的其中一種方式,而給予相當的「藝術執照」。然而當這類「藝術工作者」的藝術性存疑、又對其他公共空間的使用者造成阻礙時,公民社會自然有權取消給予他們的「藝術執照」——原則上,其實只要招致公民社會相當的討厭,令他們決定收回「藝術執照」時,他們就應該執包袱走人;正如擔任公職的政客在失去選民的支持後,就不能戀棧權位,需要離開政治舞台。

無論是「好戲量」還是學者文化人,其實都不必將「好戲量」在旺角的存在看得太重要。沒有「好戲量」,西洋菜街上還有其他默劇、魔術、音樂的表演者,還有法輪功。公共空間不會因為沒有「好戲量」而消失,甚至會因為一個長期佔用大量空間的團體退出,釋放出更多空間讓更多表演者發聲。網民並不反對西洋菜街上的其他表演者,對法輪功的人體解剖也沒什麼意見,只反「好戲量」,其實已經充分說明問題。楊秉基與「好戲量」在西洋菜街上演同樣戲碼已有5 年,比一屆美國總統任期還要長,一個真正企在前線、創意澎湃的劇團絕不能忍受自己5年來原地踏步毫無寸進,「好戲量」是否應該借此退下來、反思自己的演出?

Tuesday, August 26, 2008

明光社﹕公民社會應重視家庭價值

蔡志森﹕公民社會應重視家庭價值
2008年8月26日

【明報專訊】8月初明光社與百多個團體及7000多名市民一同在報章刊登了兩版的《維護家庭宣言》聯署,呼籲立法會候選人和政府要重視家庭價值,之後一些支持同性戀的團體到明光社抗議,亦有論者撰文批評我們單顧家庭而忽略其他價值,甚至認為有關訴求會阻礙公民社會的發展。

我們和很多香港市民一樣,都期盼在香港建立一個真正對市民問責,以市民大眾而非某些大財團或政治取向人士利益為優先的政府;建立一個互相尊重和包容,令下一代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的社會;我們都支持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只是反對一些濫用的情。我們不贊成將同性同居者納入保障婚姻或猶如婚姻關係的家庭暴力條例,並不表示我們反對保障一些面對暴力威脅的同性戀者,只是反對將他們納入家庭暴力條例而已。正如我們認為警方應正視娼妓面對的暴力威脅,但不認同娼妓合法化是解決有關暴力問題的方法。

盼立會候選人不要忽略家庭價值

面對9月的立法會選舉,我們期望候選人在關注民主和民生,例如普選時間表及通脹等與市民息息相關的議題之外,亦不要忽略一些重要的倫理和家庭價值,我們沒有逐項提及民主和民生的議題,並不表示我們不關心,而是我們發覺不少政黨和候選人往往關注一些眼前的事,而忽略了一些背後的價值觀。

要建立公民社會,民主制度當然重要,但背後的公民素質亦同樣重要,台灣的前總統陳水扁,由改革台灣貪腐希望的台灣之子,淪落成為嚴重貪腐的台灣之恥,是對民主政治的一大諷刺。當然,陳水扁的墮落並不表示民主政治不可取,而是提醒我們公民素質的重要,正如當年香港要反貪污,並不能單靠成立廉政公署,亦需要整體社會對以權謀私和有錢才有特權的反感,以及對廉潔操守的肯定和認同。

我們認為家庭是社會的基石,很多青少年問題都是源自家庭問題,而香港現時的社會狀很多時都對建立穩固的家庭關係十分不利,例如工時過長和賭風熾熱影響家人相聚的時間;基層工資過低造成跨代貧窮的問題;色情文化扭曲了兩性和婚姻的關係等等,很明顯背後牽涉的不單是制度,也是價值觀的問題。

重視家庭價值與民主人權相輔相成

重視家庭價值不等於忽略民主和人權;兩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另一方面,重視倫理價值亦不等於什麼道德恐怖主義,正如不少反對賭風蔓延的團體都十樂意協助問題賭徒及他們的家人;一些不贊成婚前性行為的團體亦十分樂意協助未婚媽媽面對她們的困擾;不贊成同性婚姻的團體亦花了不少資源和愛心,去關懷一些尋求協助的同性戀者及其家屬。在多元社會,大家不應因為其他團體意見與自己不同而亂扣帽子。

無論如何,面對9月的立法會選舉,希望大家在投票的時候,能夠關注候選人在各方面的立場和取態,在關注民主和民生議題的時候,不會忽略一些家庭和倫理的價值,為建立公民社會奠定良好的公民素質。

作者是明光社總幹事

Tuesday, August 19, 2008

家庭價值 vs. 公民社會

張國棟﹕誰說宗教道德右派是道德大多數
(明報)7月28日 星期一

【明報專訊】要瞭解美國政治,須同時瞭解當地的基督教政治力量——在1970年代末興起的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他們早期的組織名稱叫道德大多數(Moral Majority)。宗教右派主要源於美國基督教新教裡的福音派,福音派強調自己有別於受太多學術影響而變得過分開放的主流宗派(如聖公會、循道衛理會等),認為自己承傳了正統基督教,決不隨波逐流。因此,福音派與今天美國社會的習俗碰撞亦較強烈,例如在道德方面,他們極高調地堅決拒絕婚前性行為、墮胎和反對同性戀等,而福音派裡亦有很大部分人堅決反對進化論,到一個地步寧願相信科學家在製造騙世大陰謀。基於各種因素,此派近數十年在美國發展極其迅速。 2004年的調查顯示,美國人口有八成多是廣義基督宗教信徒,其中約三成是福音派。可見,這派系如果能夠團結起來,在選舉或社會政策上是會有很大影響力的,只不過,福音派教會多數在組織上各自獨立和零散。宗教右派的出現正好替他們在政治議程上聚焦。

美國福音派右左之爭

1970年代末,正值福音派為著新墮胎案例和各道德敗落的事不滿之際,共和黨向他們示好,願意把自己打造成道德保衛者。於是,「道德大多數」成立了。這政教關係發展到最輝煌的,是宗教右派被廣泛報導為左右了過去小布殊的兩次競選(但有研究指這是錯的)。然而,今次宗教右派開始觸礁。共和黨候選人全都不符合他們的道德和宗教標準。離婚多次的朱利亞尼聲望最高時,右派一位領袖羅拔遜(Robertson)公開支持他,引來福音派不滿。而道德最合格的羅姆尼卻是摩門教徒(16世紀德國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曾說,寧願被一位有智慧的伊斯蘭教徒做領袖,也不願見到愚蠢的基督徒上位。他們似乎已忘卻這話)。現在的麥凱恩不支持以修憲來杜絕同性婚姻,故被著名右派領袖德布森(Dobson)拒絕。另一邊廂,民主黨候選人汲取歷史教訓,成立專責小組與福音派溝通,修補關係。今年3月,一群包括前總統卡特的浸信會信徒更召開全國大會,支持一個有別於美南浸信會的保守社會議程。《紐約時報》去年底有評論預言,這場總統大選標示著福音派範式轉移,不再專一支持共和黨,議程亦由性倫理擴展至貧窮、戰爭及環保。

其實宗教右派的代表性早就應該過去,因他們是極少數。2004年那調查顯示美國福音派裡只有55%是宗教右派,而這一小撮只佔全美宗教人口12.6 %。宗教右派與其餘福音派關係亦日趨惡劣。2006年初,右派不滿全美福音派協會副主席關注全球暖化,發公開信要轟那人下台,但協會不從;愈來愈多人批評不關心環保的共和黨騎劫了右派,然後想騎劫福音派。事實上,連福音派喉舌刊物《今日基督教》近年亦不斷反省右派的盲點,上述馬丁路德的當頭棒喝,就是來自這刊物選舉系列的第一篇。據各跡象顯示,年輕一輩的福音派均不滿宗教右派。

宗教右派之所以曾成功代表福音派,主要得力於共和黨的討好,頓時為基督徒提供簡便政治出路。傳媒爭相報導,坊間充斥著二流時事分析,亦令宗教右派代表大多數形象名過其實。現在,這泡沫似乎開始爆破。

在香港自命為社會道德大多數發聲的福音派力量——明光社陣營——則剛剛興起。雖然兩地福音派有相異之處,但相同的卻是,他們認為社會道德大多數站在他們那方,他們要身先士卒打文化戰爭,抗衡「極端自由主義者」的霸權,鼓勵人們用投訴等手段迫使政府就範,好顯示人民政治力量。雖然他們別的政見與美國右派不同(畢竟社會不同),動機亦應正氣,但這類社運的政治涵意卻不可忽視,尤其是,他們近年為了關心家庭而願意跟民建聯合辦活動,他們的書有政黨人士寫推介。不管有意或無意,恐怕變相的騎劫現象同樣可以出現。以下,我會指出其實他們也只是社會和教會裡的極少數。

首先要正名。明光社、性文化學會和維護家庭聯盟三會在人事和資源方面關係密切,源起和宗旨深深交織,社會角色異常相近,所以應一併討論,可稱明光社陣營(反對一併討論只會強化下文論點);以往它們常一齊發起聯署,它們現正籌備在8月立法會提名期結束前又聯署登報。另外要留意的是,有別於天主教,福音派所屬的基督教新教並沒有中央領導,各堂會及各宗派(宗派由多個堂會組成)可存在很多歧見。明光社陣營裡雖有教會領袖,但他們頂多只能呼籲信徒支持。

2004年報說基督徒有32萬,同年,福音派教會普查顯示穩定出席每週教會崇拜的有22萬。明光社陣營在2005年反性傾向歧視立法聯署聲明——個人9800,團體374。這數目不足福音派信徒10%。2005年,明光社陣營聯署要求政府就肛交案上訴——個人5866,團體126。2007年,明光社為鼓勵全港1181間教會支持他們,免費向每教會送出兩張門票參與他們慶祝10週年的活動,但只有約70人出席。2007年底,明光社要在一個月內籌 450萬,遂呼籲每信徒捐100元。那時香港經濟好景,捐100元是「濕濕碎」(勿忘信徒每月捐教會數百數千),這呼籲反映出他們相信有2萬多支持者,再加一些大額捐款便可成事。然而,最後捐款團體及個人只有約1200。這籌款在中大學生報 和投訴聖經事件之後半年發生的,會否反映出福音派信徒即使支持保守道德,卻不滿明光社當日的表現?

支持明光社陣營教徒不足一成

香港沒有組織經常就不同議題對宗教人口和全港市民的道德意向做大型調查,結果就連社會是否期望玉女也要爭論。但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上段資料顯示熱心支持明光社陣營的教徒不足一成。或有反駁說,很多人自稱基督徒,但不都真正認識信仰。然而,請留意那「很多人」是指每週出席福音派教會的21萬餘人,逾九成,包括過千堂會的牧師傳道。與其否認這些人,不如歸咎教內資訊不流通,部分信徒做了井底蛙。在社會裡,明光社陣營曝光率高,傳媒也開始多刊出這類人士的意見,彷彿預留位置給他們(但他們至今仍不斷抱怨傳媒欺壓他們),製造意見多元,人們才會以為明光社陣營是福音派——甚至基督教——的代表(現在他們已聰明地不用明光社名義發言,但若查看他們的人脈關係,便可知是同出一轍)。

不過,與美國福音派不同,香港福音派社群結構和文化沒有足夠潛質發展左傾勢力來抗衡,明光社陣營的意見早已一面倒地壟斷了各福音派報章,薰陶信徒。若香港要避免他們那些敵我分明的文化戰爭思維,和潛在的變相政治騎劫,唯有期望學術機構多做民意調查和監察。

在多元社會裡,有宗教團體高調介入道德爭議是沒問題的。然而,請讓他們做回他們的少數。他們代表的,不單是某種道德立場,還有一連串政治鬥爭手段和意識形態,那可不會是很多道德保守人所接受的。假如有人以為這群體代表了某宗教,或代表著社會道德大多數,就當面對事實的挑戰。而明光社陣營會否不智地捲入政黨政治,也是值得關注的。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學博士生

■參考:

1. 香港2004年報:www.yearbook.gov.hk/2004/tc/18_05.htm

2.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04普查:http://research.hkchurch.org/stats.htm

3. 教會座席論壇調查:http://pewforum.org/publications/surveys/green-full.pdf

4. David D. Krikpatrick, "The Evangelical Crackup", New York Times, 28 Oct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10/28/magazine/28Evangelicals-t.html

麥沛泉﹕維護家庭價值聲音應獲尊重
(明報)8月6日 星期三

【明報專訊】明報7月28日刊出張國棟〈誰說宗教道德右派是道德大多數〉一文,羅列不同數字,併力證香港維護家庭價值的宗教人士未能代表基督新教內的大多數意見,並應「做回他們的少數」。對於張兄的意見,本人表示尊重,亦無意就此問題討論。然而,維護家庭價值人士的信念,作為一個多元的社會,又應否尊重此類聲音,並聆聽他們的訴求?

國際社會主流意見

首先,《世界人權宣言》第16條、《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9條等,都一再強調「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這是種國際義務。此外,聯合國在 2004年為慶祝國際家庭年10週年,於卡塔爾多哈召開國際家庭問題會議,發表《多哈宣言》(下稱《宣言》,聯合國檔案A/59/592),並得到聯合國大會通過接納。宣言中重申以上各份人權文獻中國家及社會應保護家庭的承諾,而《多哈宣言》就近年一些影響家庭及婚姻制度的趨勢,更進一步的呼籲各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應「支持、保持並維護婚姻制度」。

如果我們按照聯合國人權委員會2002年對《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就婚姻權利的定義的解釋而言,婚姻的權利為「單純一男一女的自願結合」(Joslin v. New Zealand, Communication No 902/1999),《多哈宣言》中所要求捍衛的就是由一男一女雙方自願結合的婚姻制度,而不是同性婚姻,這也是維護家庭價值人士所極力捍衛的價值;對於宗教及道德,宣言「重申信仰、宗教信念和道德信念對於維持家庭穩定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性」,這也是國際社會對宗教、道德及家庭價值的肯定。香港自80年代起至現在,要求民主改革,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 及全體立法會議員已是社會的共識,全國人大常委會於去年底提出香港最早可於2017及2020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港市民都應同心爭取有關承諾可以切實執行。

民主社會需要家庭

民主社會得以建立,除了制度的建立之外,成熟的民主社群的培育亦同樣重要,一個不成熟的民主社會,同樣會令社會民不聊生,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縱然政黨輪替,人民卻已經受盡苦楚。

民主社會需要自立而又負責的公民社會,以維持民主社會的良好運作,學者殷海光在台灣仍是威權時代已有忠告:「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推展自由民主,均必需極力進行民主的基礎建設,包括法治的確立,公民文化和公民道德的培育,以及公民社會的養成。」在多元的社會中,如果我們需要建設一個能夠理性和平辯論公共政策的民主社會,就需要從小培育一代又一代持守權利和承擔責任的公民,而家庭就是培育公民社會一個天然的場所。縱然每個家庭成員不一定對不同的政治理念有共識,投票時亦不一定有共同的意向。但是,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如何傳遞所共同持守的核心價值,是否可以缺少父母對子女的價值教育這一個的環節呢?每年帶子女去六四燭光晚會及七一遊行的家長,相信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答案。

多元社會中,不同價值群體在理性和平的原則下,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這是自由社會珍貴之處。維護家庭價值的團體所持守的價值,可能與一些活躍於公共空間的人士所擁抱的價值不盡相同,不過,維護家庭價值團體所持守的價值及信念,多元的社會應該尊重並聆聽他們的訴求。

作者是香港性文化學會事工主任

徐承恩﹕公民社會需要怎樣的家庭
(明報) 2008年8月19日

【明報專訊】麥沛泉先生在〈維護家庭價值聲音應獲尊重〉(8月6日)一文中,指出家庭是公民社會的基礎。誠然,家庭仍是構成現代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生活的不協調,比如是家庭暴力,往往會衍生出一些社會問題。可是即使如此,麥先生對家庭及公民社會的見解,卻是流於簡化。

家庭不一定促進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需要家庭的參與,可是這卻不代表重視家庭的價值觀必然有利於公民社會的建立。劉兆佳曾指出幾十年前香港社會的功利家庭主義,正是港人政治冷感的成因。當時香港市民的生活,以他們所屬的家庭為中心,而家庭成員都以促進家庭福祉為目標。可是這種把家庭放在首位的價值觀,卻令港人忽視在家庭以外的社會生活。他們只視社會為一個謀取家庭收入的地方,對社會事務提不起興趣。當他們生活遇到困難,亦只會求助於家人,而不會透過社區力量在政治領域解決問題。縱然後來有學者質疑劉氏低估了香港的社會參與,香港公民社會確是在1970年代始逐漸興起。

中國的傳統文化亦是以家庭為中心,可是傳統中國卻沒有興盛的公民社會。縱然儒家思想主張透過修身齊家,可以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可是在實踐上中國人的關懷卻未能超出家庭的層次。正如金耀基教授所指出,中國人在家庭之內是群體主義者,走出家門卻會成為不折不扣的個人主義者。建設公民社會,需要家庭的力量,卻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家庭之上。

不能為維護家庭不惜一切

穩定的家庭生活,可以令家庭成員免於飄泊,令他們更容易參與社區的結社活動。家人間的緊密關係,亦能成為凝聚社團的力量。若要基於這個理由去維護一夫一妻的家庭,當然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我們需否為此而不惜代價。

畢竟社區的動員,並不是公民社會茁壯成長的充足條件。一個能夠有效地進行社區動員的公民社會,最終亦有可能成為一個泯滅人性的暴民社會。以研究公民社會著稱的畢南(Robert Putnam)曾指出,在結社生活較蓬勃的意大利社區,其民主管治比別的社區更佳。可是後來的一些研究(如Wellhofer 2003)卻指出,這些地區同時也是昔日法西斯黨興起得最快的地區。有效的社區動員能夠促進民主,也同時可以為專制勢力所利用。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除了需要進行社區動員,還需要有建立一個尊重民主過程的公共文化。以寬容與互信就社會的問題進行理性對話,則是這種文化的核心價值。

優良的公共文化與較保守的家庭倫理,並不一定互相排斥。可是在《同志.戀人》及中大學生報的風波中,他們用盡建制中的投訴機制,把一些較前衛的意見壓下來,收窄了香港的言論空間。他們與聲稱自己關懷家庭的政黨合作,卻從不過問該黨關於民主價值及公民參與方面的表現及立場。他們對內把自己裝扮成備受欺壓的少數派,對外又動用龐大的資源登廣告營造道德恐慌,削弱了不同立場人士之間的互信。也許保守的家庭價值有利於公民社會中的結社生活,但維護家庭人士歇斯底里的態度,則已對公共文化造成損害。

維護家庭人士的價值與信念,當然應該被多元社會所尊重。但是他們又能否學懂寬容與互信,在不損害公民社會發展的情下,以說理的方式宣揚自己的信念?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

■參考

1. Lau, S.K. 1984. Th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 Wellhofer, E.S. 2003. "Democracy and Fascism: Class, Civil Society and Rational Choice in Ital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1):91-106

3. 呂大樂,陳健民,2001。〈在家庭及政治社會之間:香港公民社會的構成〉,收錄於陳祖為及梁文韜編,《政治理論在中國》

Tuesday, August 05, 2008

Teach For America

「為美國而教」的影響力
謝家駒 經濟.企管 2008-08-05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9

  《時代雜誌》最近發表了2008年度「全球一百位最具影響力人士」的名單,很多大眾熟悉的名字都上了榜,例如普京、奧巴馬、希拉莉,達賴喇嘛、胡錦濤及馬英九等,細讀名單,其中有社會企業家Wendy Kopp的名字,她是《為美國而教》的創辦人,現年僅四十歲,可能是一百人中最年輕的一位。她是筆者所接觸到的社會企業家中最令人感動及最具啟發性的一個,甚至超越諾貝爾獎得主尤努斯,因為她是在城市長大的知識分子,她所建立的事業,你和我都有機會可以做。究竟她的事業有什麼的影響力?

  當年二十一歲的雲迪,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她的畢業論文描述了當時美國教育制度存在的一些不平等現象。美國人一向覺得追求機會平等是美國社會的一項核心價值,但事實是否如此?雲迪看見在低收入及偏遠地區的兒童,根本就沒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那些地區的學校資源缺乏,設備簡陋,更重要的是,無人願意到那些學校教書,學校死氣沉沉,全無士氣及尊嚴可言,那會教到好的學生。

  這些學生本來就是來自貧困的家庭,在這些學校讀書,肯定沒有出路,到頭來仍是在貧困中打滾,這又豈能說是機會均等?

  雲迪在論文中深刻地分析了這現象,她覺得問題不容易解決,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與其垂頭歎息或是空口呼籲改革,倒不如問自己:我們大學畢業生可以做些什麼?結果她勾畫出一個夢想,她覺得假若頂級大學的學生畢業後先不做其他的工作,而去貧窮、落後地區的中、小學任教兩年,肯定會給這些學校帶來希望及改變,學生因而大大得益,改變他們的一生。這就是她的夢想。

夢想成真

  發過夢、寫完論文,畢了業,一般人會很快連夢的內容也忘記得一乾二淨,但是雲迪沒有忘記,反而日思夜思。她面臨一個抉擇:收拾心情去找工作,抑或放棄工作而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她毫不猶豫選擇了後者,她把夢想化作一個可以一步一步去實現的願景:幾年之後,美國一流大學的畢業生,每年有過千名願意放棄其他優差,選擇到貧窮落後地區教書兩年,才決定下一步事業發展路向。

  這是她覺得完全可以實現的願景,她把這個計劃叫做「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意思清晰,振奮人心,亦是行動的號召。她希望參加這個計劃的大學畢業生不單可以教授學生,還可以感染其他老師,更可以鍛練自己在比城市大大不如的情況下生活兩年,會是很難得的體會。她的理想是參加這個計劃的人,不只貢獻兩年青春,更成為終身的教育改革推動者。

  她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這計劃首年要有五百名來自一流大學的畢業生參加。

  能夠成就大事的人,通常都有大的夢想。這也許是所有企業家—包括社會企業家的特徵吧!但是會否志大才疏呢?當然有可能。且看這位芳齡二十一歲的雲迪:她沒有工作經驗(如果不計算暑期工的話)、沒有領導過大機構(連志願機構也沒有)、沒有富有的父母(他們勉強可接受她畢業後不馬上找工做)、沒有大型籌款的經驗、沒有面對傳媒的技巧、沒有商界或政界的聯繫、沒有工商管理知識(她是念歷史的)。

  又再看看她須作出的突破。假設計劃首年有五百名畢業生可以參加教書行列,她起碼要做到三件事:  一、聯絡、挑選及說服足夠的學校接納這批畢業生,這些學校大多在偏遠地區,溝通及交通都會困難,能與他們安排好一份有實質意義的教書工作給與這些大學畢業生絕非易事,何況要有五百個這樣的職位。

  二、籌募足夠的款項以應付龐大的行政、宣傳、培訓等費用。事實上,要多少錢才足夠也無從估計。她定下了一個目標:首年250萬美元。

  三、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號召其他一流大學生參與。

  表面看來,這是個無法可以實現的事。論才能、論經驗、論財力、論關係,雲迪有多少,大家可以想像到。但她有的是一顆赤熱的心、堅強的信念、無比的鬥志。歷史,就是由這些人所創造。

  雲迪知道,第一個任務是籌款。她到處向人請教,一個初成立的組織全無業績可言如何可以在短期內籌得250萬美元。沒有人相信這是可能的事,簡直是天方夜談。她沒有氣餒。她憑直覺,認為有錢的人只要知道這個計劃針對什麼問題、有何等的意義及迫切性,他們就會慷慨解囊。於是她找出一系列的清單,包括慈善基金會、大企業、知名有錢人士等,然後直接寫信給他們,發出數以千計的信。

  然後,她打電話跟進,約見他們。當然大部分信件都石沉大海,打電話亦難以接觸到當事人,她鍥而不舍,反覆跟進,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三個月後她得到了第一個10萬美元的承諾。這是極大的鼓勵。她馬上組織義工隊伍,開始聯絡學校。雖然籌到的款項只及預算經費的二十五分之一,但她已有信心可以籌得其餘款項。

  跟她組織另外一批同學義工,到所有一流大學巡迴介紹這項計劃。她們都是高才生,受到雲迪的感染協助宣傳推廣。雲迪自己亦經常出動,到大學及學生組織演講,接受傳媒訪問,撰文在報章雜誌上發表。

  籌備工作是巨大而艱辛的。雲迪最大的長處,是能夠用自己的真誠打動別人。她是整個運動的靈魂,她最重要的貢獻是感染到為數眾多的同學、朋友、新相識主動地各施各法為整件事盡力。

獲空前成功

  不足一年,籌款小組果然籌到250萬元。1990年,「為美國而教」正式開展。第一批五百名大學畢業生被安排到貧窮地區開始兩年的教書工作。他們在當地教書時,領取一般教師的薪酬及福利,並獲得津貼可用作日後進修之用。同時他們若在大學時曾經獲得貸款,也可以獲准延遲還款。

  到了2000年,參與此項計劃的人數增加到九百人;2005年更突破了二千人。最重要的是,每年報名參加的人數按年遞增。2001年,近五千人報名,取錄九百五十一人;2005年,報名人數增加至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人,取錄二千二百二十六人;2007年,一萬八千一百七十二人報名,三千零二十六人被錄取。著名的大學例如芝加哥,普林斯頓、Amherst、Duke、 Wellesley、Norte Dame等,有8%至11%的應屆畢業生申請參加這個計劃。至今已有超過二萬人參與,其中一萬二千人決定長期從事教育工作。

  「為美國而教」已成為吸引大學畢業生的一股新興力量,2007年,它僱用一流大學畢業生的數目,比通用電器及微軟這些大企業還要多。

  2005年一個獨立的研究顯示,75%的學校校長表示此計劃的教師比傳統教師更具教學效果,學生最顯著進步的科目是自然科學及數學。

  2007年,雲迪成立了另一個組織「為所有人而教」(Teach for All),使命是協助世界各地的企業家推行類似「為美國而教」的計劃。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組織明確表明協助對象是企業家,而不是政府組織或志願團體,說明非有創業精神者不可以推行此計劃。

  美國另一個可足相比的計劃,就是六十年代創立的「和平部隊」(Peace Corps),安排美國人往發展中國家工作兩年。但這個計劃是由甘迺迪總統發起的,亦得到國會撥款來推動及管理。

  事實上,雲迪的勇氣及成就對美國以至世界年輕人都是一個很大的啟發。一直以來,人們對年輕人期望不高,甚至有負面的看法。但雲迪的行動打破了很多關於年輕人的成見(stereotypes),例如:年輕人不會有理想,即使有,也懶得去實現,年輕人不能感染其他人採取行動……。

  她是否「社會企業家」?

  絕對是!

  她有否辦起一個社會企業?沒有。

  這是否有些矛盾,完全沒有。問題是人門對社會企業家有所誤解。

  Social Entrepreneur 一詞,是比較貼切的譯法,是社會創業者,是指那些針對社會上重大問題而找到創新解決方法的人。創業的「業」應理解為「事業」,不一定是企業。社會創業者關心的是持久地解決社會問題,採取的形式可以是多樣化,例如成立一個基金會、志願機構、社會企業等。但不要以為社會企業家就一定要創辦社會企業。在很多地方,都有像雲迪一樣的社會企業家。

社會創業論壇召集人

Monday, August 04, 2008

黃國倫﹕看罷蔡公文章隨感

黃國倫﹕看罷蔡公文章隨感
2008年8月4日

【明報專訊】於城大匆匆畢業數載,及後英倫學成回港,在事業上浮浮沉沉,只能說得上「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而已。餘閒與同屆書友碰面,彼此也笑以「假中產」自嘲自娛一番。稱「中產」者,皆因我輩入息雖達中產階級之列,但與「有產有業」的光景相距甚遠,甚遠!所以加個「假」字在中產的前頭自作諷刺。偶然讀上蔡公一篇文章(蔡子強《香港中產只講「覑數」?》刊於2008年7月24日《明報》),勾起一些激盪,希望就「假中產」話題稍作分享。

先談結婚與置業。對「假中產」而言,組織新家庭而住所盡可能與家人鄰近,希望借此相互照應、照顧父母。樓價 / 租金不斷茘升,要於居住在市區的家人附近找樓房,普遍都要叫價200多萬。試問一個青年從校門步入社會,事業起步才幾個年頭,即使節衣縮食勒緊褲頭也難以應付生活,還要面對通貨膨脹的狂噬。政府承諾公屋申請者三年上樓,「假中產」卻高不成低不就,沒有首置、沒有居屋,徒有「中產」之名而沒有「中產」之實。

醫療改革又如何呢?「假中產」大部分人都有包括所屬僱主或自購醫療保險,除非有重大疾病,否則一般都避免使用公營醫療體系。既然,「假中產」本身不是主要使用者,為什麼一直以來不透過稅務鼓勵僱主提供醫療保險或個人購買呢?這些簡單稅務寬減也要幾位老頭「踢十幾年」入不了龍門?現在卻營造迫切性來硬銷強醫金逼「假中產」就範。怎麼不叫人反感?

再談教育吧!剛大學畢業的「假中產」體會就更深。筆者有幸為最後一屆政府資助的高級文憑畢業生,副學士政策幾年來卻不知有多少學弟學妹無辜受害。認識一位學弟,讀完兩年副學士,再銜接入自負營虧學士課程,一顆求學上進之心卻換來債台高築。這就是政府對新生代「假中產」的恩賜嗎?

「假中產」發聲 有何不妥?

「中產」只是廣義的統稱,數字上由「月入二萬至十萬」均可稱為中產一族。可能蔡公已到了所謂「上層」中產,對於這群「假中產」處境難以真切體會。試問政府提出所謂向中產傾向政策,有否將眼界投射到我們身上呢?過去幾年,政府哪項政策可以稱得上良方妙藥,幫我們這群人度過不景氣的歲月?

另一論點更為有趣,提出與美國文化差異論。什麼是中國人、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呢?父輩一代逃難至香港,透過在社會努力發憤圖強、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社會上富足人士,應當主動關懷社會弱勢一群,這不就是香港社會價值觀嗎?香港市民無論本地、祖國以至世界發生什麼天災人禍,哪一次是沒有迅捷慷慨地伸出援手?

事實上,現時社會最令人擔心反而是港人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逐步消失。「假中產」認同社會確有貧困人士需要幫助,但貧窮本身卻不一定是社會的問題,可能出於個別原因,但不問情由便向政府乞討資源是否又合理呢?有否檢討貧窮背後的根源呢?如不問情由一刀切免去三個月公屋住戶租金,而一班「假中產」卻眼看私人樓宇租金上升而生活困難,竟然無人理會。公共資源分配是否用得其所,此事值得深思。

既然,「假中產」認為資源分配不公,甚至核心價值觀受損,在社會上以某種理性、合法方式發出聲音有何不妥呢?在代議政制下,不同利益團體進行各種游說、議會角力等去爭取所屬階層最大利益、公共資源分配等,絕對並非香港專利,西方世界更是如此。這樣又怎能牽涉到文化差異的問題呢?如此,實在看不見香港會因此而令變成「全無價值、全無人情味的民粹主義社會」。

其實,問題核心在於中產人士欠缺主動,難以動員。而所謂中產又包含廣泛階層,讓各政黨各自表述、演繹,宣稱自己真正代表中產階層。以上一番說話,代表覑社會上大群「假中產」的心聲,同時又被受忽視的一群。大多為政者皆肉食者鄙,尸位素餐而不能遠謀,沒有長遠眼光推之善政去扶助「假中產」階層,這樣便妄想可達至社會和諧、公義?相信將有一天,原本沉默、內斂、溫馴的「假中產」,若被迫到梁山泊之境,只有變得激進,放聲高昂地走上街頭爭取權益,而咆哮聲之巨,勢必更為之動盪民心!慎之。

作者是城市大學最後一屆
公共行政及管理高級文憑畢業生

Sunday, August 03, 2008

北京民間環保組織

環保組織促奧運開幕無車日 (16:30)
2008年8月3日

十六個北京民間環保組織及其所屬的廿多萬環保願者今日聯合呼籲,在八月八日奧運開幕日展開無車日活動。

發起活動的包括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綠色家園等。

這次民間環保組織聯合倡議8月8日無車日以及奧運期間綠色出行月活動,要求民間環保組織各自所屬的廿多萬志願者在8月8日和奧運舉辦期間全部選擇乘坐公共交通或其他綠色方式出行,並呼籲市民積極投身綠色行動。預測,這項活動持續開展兩個月,將減少百萬次以上機動車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