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街工」一年一度的「工運營」，已在2008年3月29-30日舉行，共有四十多人出席。當日邀請了黎則奮及蒙兆達任發言嘉賓，主講：「為何香港沒有工黨？」以下為兩位講者的發言記錄。[記錄：麥德正、崔老頭]
一、黎則奮：
香港六、七十年代工業起飛,階級剝削嚴重,工聯會乘勢崛起，實力強大，當時是工黨的最有利成立時期。
然而六七暴動之後，工聯會氣焰大減，在鬥爭中受政府打擊的工人 感到被出賣。從此，多數工人避談政治，更不會參與。工聯會則以福利及愛國主義來團結工人。
七十年代，有些組織以建立工人階級政黨及發展工運為目標。在馬克思理論中,當勞工成為「自為階級」之後，是最有革命力量的,所以工人階級最重要。
當時學運深受左翼思潮影響，保釣運動、中文運動、世界各地學潮等風起雲湧，加上73、4年石油危機,工潮無日無之,有學運人士提出「工學聯盟」，要把學運連結工運。
然而，這個形勢不單未能催生工黨，而且，隨本港經濟好轉,上述的左翼氣氛亦消失。教協及公務員工運在這個時期崛起,而傳統行業的工運力量相對減弱。
之後內地改革開放,工業北移。地產金融業興起，工人轉入服務業。九十年代,情況更烈，金融資本取代了傳統產業。
現時龐大的資金在全世界流動,以炒賣生利，價值的產生不一定依靠勞動力(這個「生產過剩」的現實，証明了馬克思理論的正確性)。金融問題影響全球,不炒賣的人也受影響，亞洲金融風暴就是例子。
香港大企業在金融風暴中沒有倒閉,這是因為勞工的僱用條件及權益被削減：自僱、外判、合約、不固定工資風行，令大企業可以站得住腳。
現代香港股市連帶服務業等各行各業，人人期望經濟不轉壞,可以繼續有工開。而工人權益被剝削的同時,各種福利，如強積金等亦失效。
現時工人互相競爭,扎鐵工潮團結抗爭是因為有多年的行業傳統，屬特殊例子,整體工運陷處於困境。外國一些國家的工運比香港強,是因為有著以往雄厚的底子，香港工運就沒有這優勢。
所以，香港工運要有出路，就不可以全憑以往產業工人的鬥爭方式去搞，社會問題不一定在純粹的勞工議題爆發,工運人士要利用各種議題,發動各界的巿民加入抗爭。
現在己不是個別階層的問題，搞工黨也不要搞傳統那種。現在民主已不是議題，市民對二十多年來這種局面很厭惡(中產亦然)，不能再以民主為單一議題，需要有社會分析。譬如領匯是一個議題，但民主派卻支持領匯上市。未來的矛盾將在民眾與大財團之間。
二、蒙兆達
黎則奮的發言令我記起前些時候，周魯逸在基層大學談香港為何沒有新左派的問題。周提到，八十年代初香港新左派漸露芻型，卻因香港回歸問題而打散了，代之而起的是民主派崛起。我便想，香港新左派如何錯失這次時機呢？如何才能發揮主動性？
香港的民主派是如何回應回歸的呢？他們塑造的想像是五十年不變，資本主義也不變。這其實很有問題。對香港回歸前的高剝削、政府「不干預」所引起的問題、工人缺乏最低工資保障…民主派避而不談；只是一味反對社會主義、堅持資本主義，民主拒共；更沒有批判殖民地政治。
另一個令工黨無法出現的原因是67事件。當權者視之為暴動，民主派視之為「左派」煽動工人(麥海華當年便這樣批評其競選對手陳婉嫻)…全對67事件中的勞資矛盾、殖民體制的壓迫不顧。
在這種氛圍下，工運的聲音(如工盟、街工等)無法發展成為一條政治路線，不能打入主流常識，不能成為一種選擇。譬如7.1 遊行，不少基層市民因對剝削、失業、貧富懸殊不滿而上街…卻被中產論述騎劫。當中市民許多的不滿，如外判、私有化等卻為民主黨所贊成。基層的聲音被收編為民主派與民建聯的對決，因而受到歪曲。
因此，實在需要有一個工黨來抗衡新自由主義的常識，建立新的政治論述，改變市民的看法。就像我們在紥鐵工潮中爭取市民認受一樣。
泛民一直將民主等同於普選，因而回應不到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醫療、低薪、長工時…問題。現在泛民的論述無力，是時機去整合左翼力量，思考建立工黨，形成一種選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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